世界工廠發熱症

　　憲政經濟是基於國家憲法意義下的經濟行為透明化與合法化，實際上，也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經濟利益博弈中，效率化的最有效手段。以行政手法取代政治手法，以憲法路徑取代行政路徑，首先應在經濟領域實現憲政管理。

　　“9-11”後的幾年中，中國經濟經歷了一段“高增長、低通脹”的黃金時期。即使2003年出現了“非典”疫情，“非典”過後經濟再度猛漲如虎。也正是在這一段時間，中國在經濟戰略上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沒有對人民幣主動重估；二是沒有警惕過度的重商主義。這兩個錯誤使得2004年之後的經濟過熱槓桿化難以控制。

　　經濟過熱的槓桿支點是中國需求，槓桿物是大宗商品，槓桿者是歐美投行。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人們才恍然大悟，世界工廠發熱的背後是全球商品牛市，而商品牛市的背後是美國的金融過度槓桿化造成的一個資本“核動力源”。那時的經濟邏輯陷入了一個兩難境地：經濟要降溫，人民幣就要升值；人民幣要升值，熱錢就要進來；熱錢多了，經濟還要過熱。中國經濟反反复复在這樣一個邏輯中旋轉，直到2007年下半年美國次貨危機的徵兆開始出現。

　　一個西方語境中的“共產主義國家”在成為世界工廠後要受到特別因素的制約。中國在成為全球工廠的成長中，出口壓倒性地超過了內需，但中國的國家力量無法掌握全球原材料與能源的話語權。無論是在印度洋的石油運輸安全還是中亞的石油管道談判；無論是澳洲的鐵礦石還是非洲的資源，一個在外交和軍事上一直奉行“韬光養晦”的中國，很難把軟實力轉變為有效的話語權，這種局面在2005~2007年達到了高潮。

　　2010年，《求是》雜志發表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的一篇文章《關於調整經濟結構促進持續發展的幾個問題》，此文被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罕見地全文轉發，並視做未來中國新領導層對於經濟發展的戰略設想。在這篇文章中，李克強對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認識中稱，“應當看到，外需往往受到許多不可預料和突發性因素的影響，其變化不是我們能控制的”。此文正是對世界工廠模式的一種反思。

　　回顧一下自亞洲金融危機到全球金融危機中的10年，中國的經濟過熱是在為全球生產的大語境下而漸漸走向被動的。這種轉變增長方式可以看做為未來10年對於“世界工廠”的一種“再平衡”。

本文摘自《狂飆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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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從郎顧公案引發的對於國企改革的讨論，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意識形態領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變革，這一寬容的改革爭論在黨的17大報告中結尾，中國將繼續改革，但以統籌社會發展、開始戰略轉型的新思想提出卻始於這一改革讨論的結果。改革爭論後，國進民退與中國的經濟30年轉型是這十年破題的，但在未來10-20年將成為新願景的開始。全書共23章，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國改革、電信業樣本、911的戰略時機、全球工廠、中產階級的上升與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幣大課題、郎顧公案、改革爭論、全球化鏡像下的資本市場、樓市泡沫、中美新較量、放大的石油與海權、全球金融危機觀察等章節。
　　本書始終把中國的黃金十年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來關照，用理性的分析來步步解析這樣一個偉大的樣本，減少事實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