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础（3）
從各國的實踐看，政府干預市場會增加交易成本，我國政府過度的行政審批已經嚴重地影響了公司的效率。人們建立政府的初衷是保護產權，促進交易，因此，政府應該像服務部門那樣，以降低社會的交易成本為己任，而不應該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主要原因如下：
（1）從主觀上講，政府沒有為社會大衆服務的動機，如果權力過大，必然導致權力尋租和市場扭曲。政府是靠官員來運作的，官員都是具有七情六欲的個體，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認為，"無論是專制政府還是民主政府，政治家的目標不是社會福利最大化，而是追求自己的私利。"在民主政府，政客為了拉選票，經常會利用稅收、社會福利等再分配的權力來侵害少數派的利益，而專制政府的官員由於缺乏社會監督，往往會將社會資源配置給自己的親信，形成一個個特殊利益集團。如果一個國家的大部分經濟行為需要政府官員審批，那麼，腐敗將不是個別現象，而會成為系統性的和制度性的問題。
腐敗最大的危害不是腐敗者消耗了多少社會資源，而是他們的行為造成不正當競爭，使市場優勝劣汰的機制受到扭曲和破壞。從性質上看，政府是一個絕對的壟斷組織，它提供的服務沒有任何替代品，銀行服務態度不好，你可換家銀行或者換個網點，油價太高你可到郊區加油或者不開車，但是，衙門卻是繞不過去的。一個社會不管市場競爭有多激烈，經濟資源配置效率有多高，如果一到行政資源配置就出現了"瓶頸"，則一切都"白搭"，它會嚴重挫傷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因為行政資源分配不公，就像裁判員吹"黑哨"撈錢一樣，會導致沒有球員認真踢球。
（2）從客觀上講，政府不具備為社會大衆服務的能力。就算政府官員個個大公無私，沒有私心雜念，我們也不應該讓政府包攬一切，因為政府官員用來決策的知識與信息是有限的。一個國家越大，越不能集中決策，一方面是因為決策需要收集和處理的信息量太龐大了；另一方面是因為信息傳遞環節太多，信息被層層過濾，到最高決策層的時候已經嚴重扭曲和失真。由於信息總是不及時、不準確、不完整，必然會為政府做出正確決策帶來障礙。
與政府主導的機制相反，"市場化"就是讓公司和個人自己搜集信息，整個社會分散決策，每個決策者對自己的決策後果負責。在市場上，你要實現利益最大化，就得講信譽，要想贏得一個客戶，就得拿好的產品和服務去讨好他，這樣，每個消費者都能受益。但如果由政府集中決策，你只要搞定幾個政府官員就行了，經濟學上稱"俘獲官員"，俘獲少數幾個政府官員的成本，比讨好市場上衆多的消費者的成本顯然要低得多，因此企業更願意去"搞定"官員，而不是通過努力做出好產品來讨好消費者，而官員一旦被"搞定"，就無法再做出正確決策，受害的自然是社會大衆，包括消費者、納稅人和相關的公司。
要降低社會的經濟運行成本，就必須不斷改革相應的制度。改革就是解放生產力。鄧小平早在1986年就說過："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證經濟改革的成果。"改革開放30年，在經濟領域，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骨頭，如果不建立制度對行政權力進行制約，過度行政審批的現狀就很難有所改善。
綜上所述，政府主導經濟是不靠譜的，今後中國改革的方向，就是廢除那些束縛人們手腳的條條框框，讓每個人都能夠發揮自己的特長，自由地創造和自由地交易，從而降低經濟的運行成本。
中國為什麼不能誕生喬佈斯和蘋果公司？國美之爭中，黃光裕和陳曉孰是孰非？馬雲有沒有違背契約精神？天使投資人是天使還是惡魔？有限責任是“無賴特許狀”嗎？國企如何賺錢、賺誰的錢、為誰賺錢？……
本書以公司治理為核心，從文化、法律、金融、管理等多個角度，系統地論證了企業家價值觀、公司基本制度、治理結構、聲譽機制、資本結構、企業規模、產權改革七個方面的熱點問題。通過分析企業家、股東、職業經理人、債權人、勞動者、客戶、供應商、政府、投資人、投行、評級機構等不同主體的角色定位、行為邊界和權利義務，探讨了公司里的效率、公平與正義。
（1）從主觀上講，政府沒有為社會大衆服務的動機，如果權力過大，必然導致權力尋租和市場扭曲。政府是靠官員來運作的，官員都是具有七情六欲的個體，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認為，"無論是專制政府還是民主政府，政治家的目標不是社會福利最大化，而是追求自己的私利。"在民主政府，政客為了拉選票，經常會利用稅收、社會福利等再分配的權力來侵害少數派的利益，而專制政府的官員由於缺乏社會監督，往往會將社會資源配置給自己的親信，形成一個個特殊利益集團。如果一個國家的大部分經濟行為需要政府官員審批，那麼，腐敗將不是個別現象，而會成為系統性的和制度性的問題。
腐敗最大的危害不是腐敗者消耗了多少社會資源，而是他們的行為造成不正當競爭，使市場優勝劣汰的機制受到扭曲和破壞。從性質上看，政府是一個絕對的壟斷組織，它提供的服務沒有任何替代品，銀行服務態度不好，你可換家銀行或者換個網點，油價太高你可到郊區加油或者不開車，但是，衙門卻是繞不過去的。一個社會不管市場競爭有多激烈，經濟資源配置效率有多高，如果一到行政資源配置就出現了"瓶頸"，則一切都"白搭"，它會嚴重挫傷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因為行政資源分配不公，就像裁判員吹"黑哨"撈錢一樣，會導致沒有球員認真踢球。
（2）從客觀上講，政府不具備為社會大衆服務的能力。就算政府官員個個大公無私，沒有私心雜念，我們也不應該讓政府包攬一切，因為政府官員用來決策的知識與信息是有限的。一個國家越大，越不能集中決策，一方面是因為決策需要收集和處理的信息量太龐大了；另一方面是因為信息傳遞環節太多，信息被層層過濾，到最高決策層的時候已經嚴重扭曲和失真。由於信息總是不及時、不準確、不完整，必然會為政府做出正確決策帶來障礙。
與政府主導的機制相反，"市場化"就是讓公司和個人自己搜集信息，整個社會分散決策，每個決策者對自己的決策後果負責。在市場上，你要實現利益最大化，就得講信譽，要想贏得一個客戶，就得拿好的產品和服務去讨好他，這樣，每個消費者都能受益。但如果由政府集中決策，你只要搞定幾個政府官員就行了，經濟學上稱"俘獲官員"，俘獲少數幾個政府官員的成本，比讨好市場上衆多的消費者的成本顯然要低得多，因此企業更願意去"搞定"官員，而不是通過努力做出好產品來讨好消費者，而官員一旦被"搞定"，就無法再做出正確決策，受害的自然是社會大衆，包括消費者、納稅人和相關的公司。
要降低社會的經濟運行成本，就必須不斷改革相應的制度。改革就是解放生產力。鄧小平早在1986年就說過："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證經濟改革的成果。"改革開放30年，在經濟領域，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骨頭，如果不建立制度對行政權力進行制約，過度行政審批的現狀就很難有所改善。
綜上所述，政府主導經濟是不靠譜的，今後中國改革的方向，就是廢除那些束縛人們手腳的條條框框，讓每個人都能夠發揮自己的特長，自由地創造和自由地交易，從而降低經濟的運行成本。
本文摘自《公司的邏輯》
中國為什麼不能誕生喬佈斯和蘋果公司？國美之爭中，黃光裕和陳曉孰是孰非？馬雲有沒有違背契約精神？天使投資人是天使還是惡魔？有限責任是“無賴特許狀”嗎？國企如何賺錢、賺誰的錢、為誰賺錢？……本書以公司治理為核心，從文化、法律、金融、管理等多個角度，系統地論證了企業家價值觀、公司基本制度、治理結構、聲譽機制、資本結構、企業規模、產權改革七個方面的熱點問題。通過分析企業家、股東、職業經理人、債權人、勞動者、客戶、供應商、政府、投資人、投行、評級機構等不同主體的角色定位、行為邊界和權利義務，探讨了公司里的效率、公平與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