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面臨的挑戰

　　到了19、20世紀之交，洪堡理想中的學院——一個學術自由和獨立研究得以蓬勃發展的地方——已經變成了一個以研究為中心的機構，與古代的人文理想相比已經面目全非了。面對直接挑戰人類進步和理性觀念的大規模的社會經濟變革，歐洲和美國的知識分子從實證主義那里抽身。工業化和應運而生的大衆社會的建立，社會主義的興起，民族主義運動，民主起義以及選舉權覆蓋面不斷擴大，這些只是諸多變革力量中的幾個而已。全新的心理學領域、亨利-伯格森哲學以及其他一些認為直接經驗和直覺比理性主義更重要而加以推崇的人提出的理念對理性的、科學的研究之類舊有觀念提出了挑戰。而這又引發了大學的思想動蕩，折射出存在於象牙塔之外的社會和文化上的動蕩。

　　在美國，內戰之後的工業化擴張呼籲高等教育變得更加實用。這使人們更強烈地認為人文學科課程早就不可救藥地過時了，無法再適應現代美國人的需要。

　　在德國的大學里，弗里茨-林格的“德意志要員”一說則公開譴責更為實用的課程設定和不斷強化的民主式學習方式所帶來的現代化影響。

　　兩位著名的英國作家託馬斯-赫胥黎和馬修-阿諾德之間的辯論則代表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關於大學教育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折射出當時的學院內部動蕩不安的核心特徵。在赫胥黎發表的“科學和文化”演講中，他指出，人文教育不僅僅只是包括對古典文學的學習，同時也包括對科學研究的學習。阿諾德後來為希臘羅馬文本中所包含的價值觀進行辯護，認為人文的理想能夠說明人們更好地理解人的境況。

　　關於人文教育究竟是否還與時代相關的質疑出現了不同的響應。有些人為傳統課程辯護，認為它們仍然是一種有助於培訓人的思維方式或者開發通用知識技能的方法。另外一些人則強調對技術專業化加以平衡的重要性，指出人文學科應該承擔起打造“全面發展”之人的角色。

　　這一不斷激化的爭論最終帶來的成果之一是通識教育課程的建立，這一運動受到了約翰-杜威思想的影響。1920年，哥倫比亞大學英語教授約翰-厄斯金設計了完全致力於古典文本研究的核心人文學科課程。這一兩年制榮譽課程以學生們一起讨論“偉大的著作”為中心，其設定目的是希望激發學生對閱讀和思想發展的終生興趣。另一個則是由二十世紀三是年代芝加哥大學校長羅伯特-哈欽斯所開發的“名著”課程。哈欽斯在芝加哥大學提倡使用一批核心著作即所謂“名著”來教學；在五十年代，他在《西方世界名著》系列中將這些作品推薦給商業人士。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還有一些學校做出類似的努力，希望能夠為人文學科課程建立某種結構和秩序，但是正如金博爾所指出的那樣，這些努力實際上使人文學科課程變得更多樣化而不是相反。這個時期興起了許多全新的人文藝術學院，包括本寧頓學院(1932年)，這是一家獨立的女子學院，推行結構相對鬆散的課程，更強調個人在創造性方面的探索。

　　二戰之後，隨著民權運動為婦女和有色人種接受教育鋪平了道路，大學錄取率極速上升。隨著大學生們日益關註當時社會的宏大問題，學生中的激進主義和希望大幅度提升個人權利的要求使校園中的文化氛圍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越來越多的女性和少數族裔學生進入學校，最終導致大學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相繼推出了種族學研究和婦女研究專業。這些變化引發了整個社會重新譴責高等教育過於碎片化，這一次所針對的是課程的“巴爾幹化(分裂和割據)傾向。”作者艾倫-佈魯姆出版了《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一書，認為人文學科的傳統已經無可救藥地受到了道德相對主義的玷污，喪失了其早先的理想。

　　人文教育的理念也受到了整個社會中教育角色變化的壓力。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學生們就開始提出通過大學教育掌握符合市場需求的技能這一要求。高等教育成為可以在市場上購買到的產品，因此消費者要求自己的付出能夠得到最高的回報。隨著教育的目的從打造一個受過教育的人轉變成為人們提供具體的與雇佣相關的培訓從而說明他們在職業市場上有所斬獲，關於人文教育的整體概念就再一次受到了猛烈的抨擊。

　　關於人文學科的地位和相關性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當代對人文教育的辯護中有很多都呼應了“非自由主義的理念”，比如“尊重研究之自由和真理之探求，”或者要求恢復通識教育(“發展批判性思考和辨別能力”)，或者是更早的古代的道德目的(“基於價值觀的教育”)。其他一些人文教育的辯護者則致力於重新規劃並更新人文學科理念以適應一個現代的多樣化社會；芝加哥大學教授安德魯-赫魯茨基就曾經指出，“人文教育的目標就是打造有能力、有意向試圖通過理性的讨論而在事實、理論和行動等方面形成共識的人。”美國大學聯誼會秘書長約翰-丘吉爾則並沒有過多地強調達成共識，而是強調平衡人文教育所造成的影響的必要性：“如果我們喪失了商讨的文化，或者說因為我們的原因而喪失了這種文化，那麼其根源就在於我們缺乏充分的大家都能接觸到的用來在理念和這些理念所指導的行為之間進行批判性比較的方法。這種缺失可以追溯到我們對專業性和技術性的崇拜，以至於因此忽視了普遍的和人性的內涵。”很不幸，這已經變成了我們當下的趨勢。我們必須採取必要行動來對抗這種趨勢，因為我們身處令人困惑、混亂不堪、爭議不斷的境地，其中爭論的必要性已經被模棱性和不確定性所遮蔽。”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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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圍繞德魯克的創見——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務於非道德的市場的工具——為處於道德困境中的現代組織提供轉型藍圖和升華指南，精確地界定了德魯克沒有來得及界定的作為人文學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間建立起清晰的關聯。本書認為管理者必須關註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和許多其他人文學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會價值和標準、權力的使用和濫用、個體性格成長、創新和技術、善與惡的本質、經理人在健康社會里的作用等。
　　本書提出了一種新的管理哲學，這一哲學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領導者賴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經濟和社會的基本原則。本書呼籲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職業經理人還是企業家，放棄利潤高於一切這一狹隘的商業觀念（因為這樣的觀念將來不會讓任何一個人得益和得意），倡導管理者擁抱那些有助於建立好管理、好商業和好社會的不朽真谛，號召我們對今天的管理實踐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在一切還來得及之前讓改變發生，並為此提供了各種有益的創意、概念和實用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