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學和人文學科之間的分裂（1）

　　如果說教育，尤其是美國的教育，總是在強調灌輸文化價值觀的重要性以及開發能夠在社會上發揮的能力的重要性，那麼目前管理學和人文學科之間的分裂分歧又是源自哪里呢？究竟從什麼時候考試人文學科變得與對管理者的培訓不再相關了呢？還有，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從事人文學科的人不再關心各類組織的事務、不再關心社會的有效運轉了呢？理解管理學和人文學科分裂的起源是理解如何修复這種分裂的基础。

　　現代公司在美國興起所造成的颠覆有一個完備的記錄。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鐵路建設者開始，一直到標準石油和卡內基鋼鐵公司等大型實體的興起，伴隨著現代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是美國公衆不斷加劇的恐慌和疑慮，因為這些愈發龐大的公司所掌握和行使的權力越來越大。以1877年鐵路大罷工和1884年幹草市場暴亂(又譯“秣市騷亂”)為例的勞工騷亂，加上移民潮引發的城市人口激增，使得公衆對於為進步所付出的代價可能過高的擔憂日益加劇。進步的改革者尋求解決貧窮、腐敗、犯罪和其他城市痼疾的方案，而政府在制約託拉斯權力方面卻無所作為；事實上，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的企業合並風潮造成了更為龐大的企業，它們掌握著更強大的經濟和政治權力。

　　在十九世紀晚期美國社會所遭遇到的這一系列動蕩不安中，蓬勃興起的私營企業領域的領導者致力於將自己的權威合法化。正如拉凱什-庫拉納所認為的那樣，管理者意識到，如果他們能夠與現代的研究型大學聯合起來，那麼就可以讓商業合法地變成一種專業。正如高等教育將自己奉獻給從人文藝術理想承繼下來的傳統一樣，管理學也擁抱“其自身所擁有的理性、公正以及對共同價值觀的信守。”通過保留人文學科課程，盡管這些課程也會通過選修制度和對“非自由主義的理想”來加以修正，美國的大學直到十九世紀晚期這一動亂時期，仍然能夠向傳統上所做的那樣，繼續強調人格修煉和人性發展。任何一個由實踐派所組成的團體，如果希望自己被視為“專業人士”的話，都會通過與道德和倫理傳統建立一定的關聯而發展得順風順水。

　　因此，美國的第一所商學院在試圖更好地利用科學的專業化這一趨勢的同時也試圖保留人文學科傳統的因素，這一點也就不足為奇了。1881年成立的賓州大學沃頓商學院就是第一所建立在(傳統)大學基础上的商學院；到1893年，美國已經成立了500多所商學院。和賓州大學一樣，達特茅斯大學和哈佛大學也順應了大家對管理教育方面日益高漲的需求，先後成立了自己的商學院：塔克商學院(1900)和哈佛商學院(1908)。

　　每個學校的課程設定都折射出了其對科學的熱情，在當時的世紀之交大學里充滿了關於科學的辯論。隨著管理者通過強調其學科的理性特徵致力於提升其學科地位，使之能夠達到與其他專業人士平起平坐的水平，科學管理特別是泰勒主義，即為了提升勞動生產率而對工作進行科學的研究和分析，主宰了當時商學院的課程安排。但是，由於哈佛、達特茅斯和賓州大學都有深厚的人文學科傳統，因此它們更看重全面發展的公民和領導者在人格方面的修煉和發展這些從歷史中承繼下來的理想。

　　因此，當時還存在一種看法，認為新興的商學院需要和已有的商業學校有所差異。對於這種差異化而言，關鍵在於要與每個學校固有的人文學科傳統建立關聯。沃頓的使命在於致力於教育美國的上層精英，他們繼承了家族財產，需要在為社區奉獻的一生中培養出“社會良知和道德品格，”至於這種奉獻是通過投身商業還是政界則不論。塔克商學院強制推行了“3＋2”課程，要求學生在接受商業課程培訓之前首先完成三年的人文教育；這一安排背後的理念是為了培養出接受過寬泛教育、具有寬泛興趣的學生，而不是一門心思只知道賺錢。同樣，哈佛的商科課程則也需要入學的學生擁有人文教育的底子。哈佛的建校文獻就闡明，該機構的使命在於“增進學問，澤被子孫；務使吾輩為牧師者不至於因教堂尚有目不識丁者而入土不安。”歐文-楊在哈佛商學院落成典禮上曾經說：“哈佛商學院將不遺餘力地消除商業上的目不識丁者，使吾輩為教師者可以入土為安。”將新建的商學院與人文學院的根基關聯起來能夠確保傳統的價值觀得以镌刻在新的機構上。

　　當在大學基础上建立起來的管理學課程站穩腳跟的時候，政府開始更加嚴格地審視私營企業。一批進步文學，例如法蘭克-諾里斯的《章魚》(1901)對美國西部的鐵路壟斷企業進行了有力的控訴，艾達-塔貝爾的《標準石油公司的歷史》(1904)則披露了美國資本家在企業經營中的一些引起人們質疑的做法。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採取了一系列行動來監管大企業，這些行動包括1903年推出的公平交易法案，要求美國巡回法院特別關註反壟斷訴訟案件。羅斯福還成立了商務部和勞工部，意識到了政府對商業領?進行干預的必要性。影響到全國金融系統的1907年大恐慌促使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普若委員會關於銀行政策和執行的聽證會最終導致了伍德洛-威爾遜在任期內所推行的金融改革措施，包括聯邦儲備系統的創立。

　　新的以大學為基础的商學院也開始響應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為了提升商業人士的專業程度，從二十世紀早期開始，新的商學院在自己的課程中大力強調科學管理和理性主義。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早期社會的動蕩很多都與勞工糾紛有關。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提出了科學管理理論，從而說明企業提升勞工的經濟福利，減輕勞工和管理層之間的沖突。泰勒的管理方法來源於他的一種信念，他認為工人和管理層之間存在著共同的利益。如果採用科學管理的方法，泰勒及其追隨者們能夠提升勞工和資本的勞動生產率，最終的結果是單位成本降低，工人獲得更高的工資，企業獲得更高的利潤。這就是泰勒所看到的勞工和管理層雙方利益一致的地方。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管理學教育的需求急劇上升，泰勒對商學院課程設定的影響不斷增強。1918年美國參戰之後，生產大量戰爭物資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商業需求，也使人們對效率和計劃的迷戀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威爾遜總統專門成立了戰爭工業委員會來監督戰爭物資的生產。該委員會由伯納德-巴魯克這個成功的華爾街投資家領導，對公共部門實行了廣泛的監管。赫伯特-胡佛則掌管食品委員會，推出了一系列宣傳活動，鼓勵民衆採取諸如“無肉星期二”等手段來節制食品消費。戰爭工業委員會成了一個協調政府和企業之間合作的新概念資本主義的樣闆。

　　到1920年，在衆人眼里，大企業不再被視為社會動蕩的根源。相反，企業及其專業管理人士成了緩解社會動蕩不安的有力幫手。大多數美國人轉而認為，管理、計劃和效率是確保社會秩序和繁榮的關鍵。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藝術》

　　本書圍繞德魯克的創見——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務於非道德的市場的工具——為處於道德困境中的現代組織提供轉型藍圖和升華指南，精確地界定了德魯克沒有來得及界定的作為人文學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間建立起清晰的關聯。本書認為管理者必須關註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和許多其他人文學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會價值和標準、權力的使用和濫用、個體性格成長、創新和技術、善與惡的本質、經理人在健康社會里的作用等。
　　本書提出了一種新的管理哲學，這一哲學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領導者賴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經濟和社會的基本原則。本書呼籲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職業經理人還是企業家，放棄利潤高於一切這一狹隘的商業觀念（因為這樣的觀念將來不會讓任何一個人得益和得意），倡導管理者擁抱那些有助於建立好管理、好商業和好社會的不朽真谛，號召我們對今天的管理實踐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在一切還來得及之前讓改變發生，並為此提供了各種有益的創意、概念和實用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