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毒藥

　　1978年，美國國會修訂了《美國稅收法典》，新法增設了第401(k)章，該條款規定員工無須為自己選擇作為遞延酬勞的、公司拿來贊助退休計劃部分的收入交稅。該法於1980年1月1日生效，到2003年已有438000家美國公司加入401(k)計劃。因為有了401(k)計劃，如今美國52%以上的家庭都擁有共同基金，其中許多人都是因為公司參與的401(k)計劃而完成其首次投資。

　　只要花5分鐘聽聽戴維-拉姆齊、蘇茲-奧爾曼、珍-查特斯基或其他任何金融咨詢顧問說的話，你很有可能會聽到他們在大肆宣揚401(k)計劃有多麼好，吹捧401(k)計劃是你投資的最佳場所──那當然，得在你還清信用卡賬單之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條建議在大多數時候是絕對正確的，而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卻又是不幸的所在。

　　如同很多大中型美國公司，我所在的公司也提供401(k)計劃，對於這一計劃我已經做了9年的貢獻。每個月，我所在的公司都會按比率繳納我對該計劃所貢獻的部分──這是公司參與的401(k)計劃的典型特徵。與我退休金以外部分的投資不同，我的401(k)計劃可以讓我以稅前金額進行投資，而所有的稅收在幾十年後再付清（這甚至還包括我在股票上所賺取的收益），在我退休後，處於一個較低稅收水平的時候，我開始從401(k)計劃拿錢，這不是很棒嗎？

　　有公司配合以及延遲稅收這兩把利器，401(k)計劃無往不勝，很快便成為一個成功的投資工具，但有一點除外，而這恰恰是最關鍵的地方。對於所有公司贊助的退休金計劃，員工的投資選擇只局限於很少一部分的收費型共同基金，也就是員工所在公司的投資顧問與其所簽協議的投資公司選擇的那些基金品種。那些成功打入你所在公司人力資源部或財務部門的投資公司也就成為你公司401(k)計劃的顧問，他們由此輕鬆一舉取得大群忠實的客戶，這其中包括你和你的同事。這種可以控制整個企業及其雇員的能力使得401(k)計劃成為金融機構參與收費型投資管理最具誘惑力的金融投資工具之一。

　　我們公司的退休金計劃提供給我們9種共同基金的選擇機會。每種都標榜為"無佣金"基金，也就是說該基金的運作不需要任何手續費，而事實是，他們每年都在收取年費，也叫"軟費用"，一般是1～3個百分點。以30年期計算，2個百分點的年費會使你的退休金組合市值減少超過50%。對這些重複發生的費用基金營銷資料中通常情況下會有一些說明，但這些說明總是晦澀難懂，業餘投資者根本理解不了。這已然是公共基金行業不能說的秘密了。

　　不同於"硬"預付佣金，"軟費用"並不直接向投資者收費，而是從基金投資組合中扣除。比如一個1億美元"軟"費率為2%的基金，取得了8%的年投資回報，那麼基金公司會直接從800萬美元的投資回報中扣除200萬美元的費用，報告給你的收入僅表現為所投資金的6%，而不是實際產生的8%。同樣，如果基金損失了8%，它還會在800萬美元投資損失中增加200萬美元的費用。比如說你在基金上投了1萬美元，你的報表會顯示10%的損失，或者1000美元的損失，而實際上是25%，或者說1000美元中的250美元是因為基金管理支出所造成的損失。

　　"軟費用"就是這種他們並不會在你的賬目清單上單獨顯示出來的費用。除非你自己計算，否則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付了多少錢。

　　我對401(k)計劃的幾乎所有貢獻、那些構成我退休金組合的由專業人員管理的基金，在過去9年中的表現一直低於整個市場的行情。而就為這差強人意的表現，我得支付2萬美元的基金管理費，這筆費用還得由我自己來算。極具諷刺的是，這2萬美元正好幾乎等同於這些年來我老闆為我的401(k)計劃所支付的費用。長此以往，共同基金費用的复合效應就會抵銷掉401(k)計劃中就算不是全部也會是大部分的收益。

　　即便如此，現在401(k)計劃還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受歡迎。大概5000萬美國在職人員都參加了401(k)類型的計劃。現在401(k)帳戶結餘的平均值大約是2.3萬美元，乘以行業基金年費中值1%，我們就能得出僅公司贊助的401(k)計劃費用一項就可達115億美元（即50000000×23000×1%）。

　　更令人吃驚的是，這115億美元給我們這些投資者退休帳戶帶來的不利影響。通過每年對股東少於2%的低於股票市場的回報，專業基金經理每年在我們退休帳戶上抹去了230億美元（即50000000×23000×2%）。如果對投資者所持退休帳戶以外的近10萬億美元的共同基金部分進行相應計算，你會發現，這一數字增長了近10倍，更別提花在"硬"基金費用上的數十億美元。這是個獨一無二的行業，他們拿著數百億美元的報酬卻讓他們的客戶損失數千萬美元，即便如此，他們卻毛發無傷，並且能始終如一、年复一年，理直氣壯地持續存在著。

　　在提交給國會的證詞中，管理財務的參議院小組委員會主席、前參議員彼得-菲茨傑拉德這樣描述7萬億美元的美國共同基金事業："世界上最兇狠的搜刮。"這話從一位政治家嘴里說出來，實在是再真實不過了。

　　從咆哮的20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中期的美國資本黃金時代，再到更近一些的科技大發展時期，恐懼的行為效應，特別是這種恐懼──貪婪（定義為"害怕缺少"）的效應，使得一批穿著考究、言語得體、擁有高學位和所謂股票選擇專業知識的專家從中獲利，而這一切要以犧牲這些美國人的收益為代價：他們想要參與到所在時代的金融大繁榮活動中，而經濟又比較窘迫。

　　即便如此，數據表明這些金融顧問、分析師和基金經理的選股並不成功，他們和我們這些天真的投資者一樣，只是金融產業機構利潤和方法論之間矛盾沖突的無辜副產品。一般來說，他們都是努力工作的好員工，每天他們都代表其所在公司的客戶，盡他們所能地把時間花費在考察堆積如山的金融報表和數據上。他們從沒意識到正是他們所受的教育、培訓以及左腦思維，這些使他們能夠取得這份高薪職位的諸多要素影響了他們成功選擇股票的能力。

本文摘自《從8萬到2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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