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數據從哪來？
我們研究了33家美國企業從1950~1986年的購並記錄。這些企業是從多項產業中隨機選出。我們選擇1950年為基期，是為了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扭曲，並以這一年企業所在的行業為準。我們逐一核查每項購並、聯合投資以及新設公司的記錄，直到1986年為止，總共有3 788件。我們將這些決策行動分門別類成3種屬性—進入一個全新的領域或產業部門（如金融服務），與母公司所在產業相關的新產業（如保險業），以及現有產品（服務）的地理性擴張；同時將它們分別歸納為與既有事業單位有關聯或缺乏關聯。接下來，我們就追蹤母公司旗下的事業單位是否被轉賣或關閉，這些情況又在何時發生，看看它們與企業能夠維持多長的時間。
我們所採用的資料，包括年度報告、美國年度報表補充資料、F&S索引及穆迪報告，再加上該產業的一般常識與判斷。在少數案例中，我們也會徵詢這些企業某些專業性問題。
要確定進入一個新領域是否成功，必須衡量總購買金額、啟動成本、以往的盈利情形、持續投資於該事業單位的時間與總金額數、沖銷或劃減賬面價值，以及銷售價格與銷售總量。
但我們採取一種比較簡單的衡量成功與否的方法：這項新事業是否被轉賣或關閉。這項假設的理由是，除非比較罕見的案例，企業不會無緣無故轉賣或結束一個成功的購並單位。在我們的研究中發現，多數企業會在5年內轉賣新購入的事業單位，這反映了企業對那些單位績效的失望。轉賣案例很少不涉及損益。我們的轉賣案例中，超過半數有虧損紀錄。
企業通常不會馬上賣掉或結束一個新的事業單位，而會給它一點時間證明它能成功。我們的數據顯示，雖然許多轉賣案例在5年內發生，保留新事業單位的平均時間是5~10年。為了準確地衡量多元化的成功，我們計算了1975年和1980年進入新產業並截至1987年1月關閉與轉賣新事業單位的情形。如果把更新的購並活動加進來，則會有高估成功率的偏差。
整體來說，這些數據可能低估了失敗的比率。企業慣於大肆宣告進入新產業，但是對於轉賣或關閉新事業單位卻保持低調。我們盡可能追溯每項交易，但無法保證絕無遺漏，不過這種情形應不會太多。
目前，在許多領域，波特關於競爭和價值創造的理論仍將起到綱領性的理論指導作用。
本書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企業如何在特定領域內參與競爭？多業務實體的戰略原則是什麼？地區與國家如何競爭，地域如何在真正意義上影響到戰略？諸如全球化和互聯網等新生事物會對競爭構成何種影響？企業如何將戰略與社會事務融合到一起？?略思維在諸如慈善和醫療保健等領域如何能夠影響到社會？
《競爭論》的主題是：獲利能力與成長的關鍵――或者說是生存的關鍵，在於找出立足點，並持續不斷地改善自身，獲得獨特的競爭地位；繁榮在於持續不斷地提高生產力，更多的社會進步主要來自民間部門的創新。
我們所採用的資料，包括年度報告、美國年度報表補充資料、F&S索引及穆迪報告，再加上該產業的一般常識與判斷。在少數案例中，我們也會徵詢這些企業某些專業性問題。
要確定進入一個新領域是否成功，必須衡量總購買金額、啟動成本、以往的盈利情形、持續投資於該事業單位的時間與總金額數、沖銷或劃減賬面價值，以及銷售價格與銷售總量。
但我們採取一種比較簡單的衡量成功與否的方法：這項新事業是否被轉賣或關閉。這項假設的理由是，除非比較罕見的案例，企業不會無緣無故轉賣或結束一個成功的購並單位。在我們的研究中發現，多數企業會在5年內轉賣新購入的事業單位，這反映了企業對那些單位績效的失望。轉賣案例很少不涉及損益。我們的轉賣案例中，超過半數有虧損紀錄。
企業通常不會馬上賣掉或結束一個新的事業單位，而會給它一點時間證明它能成功。我們的數據顯示，雖然許多轉賣案例在5年內發生，保留新事業單位的平均時間是5~10年。為了準確地衡量多元化的成功，我們計算了1975年和1980年進入新產業並截至1987年1月關閉與轉賣新事業單位的情形。如果把更新的購並活動加進來，則會有高估成功率的偏差。
整體來說，這些數據可能低估了失敗的比率。企業慣於大肆宣告進入新產業，但是對於轉賣或關閉新事業單位卻保持低調。我們盡可能追溯每項交易，但無法保證絕無遺漏，不過這種情形應不會太多。
本文摘自《競爭論》
目前，在許多領域，波特關於競爭和價值創造的理論仍將起到綱領性的理論指導作用。本書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企業如何在特定領域內參與競爭？多業務實體的戰略原則是什麼？地區與國家如何競爭，地域如何在真正意義上影響到戰略？諸如全球化和互聯網等新生事物會對競爭構成何種影響？企業如何將戰略與社會事務融合到一起？?略思維在諸如慈善和醫療保健等領域如何能夠影響到社會？
《競爭論》的主題是：獲利能力與成長的關鍵――或者說是生存的關鍵，在於找出立足點，並持續不斷地改善自身，獲得獨特的競爭地位；繁榮在於持續不斷地提高生產力，更多的社會進步主要來自民間部門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