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兆的開端

　　我的投資生涯正好在市場開始活躍的關鍵時間點啟動。股票市場雖然名聲依舊晦暗不明，但實際上正在逐漸恢復往日的光彩。投資者對聯合碳化（UnionCarbide）、陶氏化學（DowChemical）、明尼蘇達礦業及制造公司（MinnesotaMining&Manufacturing）以及伊斯曼－柯達等行業龍頭公司的成長預期明顯較有信心，以至於其股價重新回到歷史的高點。市場對普通股信心的恢復激勵著投資者，他們願意犧牲一部分收入來追逐資本收益，上市公司慷慨的股份分紅更不待言。

　　戰後經濟复蘇，整體向好，物價穩定。在剛剛過去的一年中，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已經接近4000億美元，創下了歷史新高。高爾夫也熱起來了，休閑玩家紛至沓來，這又是一個經濟繁榮的信號。根據美國1954年對高爾夫球的統計數據，當年共有380萬高爾夫玩家，高爾夫球場增至5000個，總占地面積達150萬英畝（1英畝=4046.856平方米。）。這是20世紀下半葉的第4年，同時也是延續物價沒有顯著上漲的第6個年頭。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果是物價下跌44%，經濟學家們都註意到了這種反差，所有的信號都是積極向上的，各類商品供求兩旺。1月3日的《華爾街日報》報告說，許多公司管理層對經濟預期樂觀，各自都在籌劃新建制造工廠。

　　作為對這些鼓舞人心信號的意見回饋，1955年的第一個交易日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上沖至408.89點，刷新了歷史記錄。伯利恒鋼鐵（BethlehemSteel）、克萊斯勒汽車、通用汽車、伊斯曼－柯達以及新澤西標準石油也都在1月3日這一天大步走高，換手量達到了500萬股──當然按今日標準仍然微不足道，不過在1955年這可幾乎是五年來最高的成交量了。杜邦公司跳高了4個點，收盤至1711/2美元/股。看來我一來到紐約，紐約似乎就熱情似火了。

　　我的面試並沒有遇到特別的困難。在海軍部隊待過兩年，聽過兩門金融課，在俄亥俄託萊多的領先男士服裝店做過銷售員，我想這些對於一個證券經紀人已經足夠了。我每次一停下，就會有一大串的問題向我襲來，可能是要發掘我是否具備所需的基本素質。我可不懂害羞，也不會讓人輕視，他們的問話無法讓我擡不起頭。面試結束後，我猜我做得相當不錯，不過我沒有留下來等待張燈結彩的款待。我還沒等到獲知我給紐約留下了什麼印象就匆匆趕回了家，我要為克利夫蘭國家城市銀行（NationalCityBank）的一個職位接受面試。為了使旅途更加愉快並且能保證按時到達，也為了善待自己，我給自己買了張灰狗長途汽車的車票，誰想車上那群卡車司機彻夜放歌。

　　我沒有受到紐約的優待：美林和Blyth沒給我任何的婉約之詞，而是平白地拒絕了我；美邦請我回去參加進一步的測試和面試；培基則得出結論認為我的聲音缺乏必不可少的權威，做股票經紀人恐怕不合適，不過做證券分析師倒還可以考慮。培基提供的工作一開始讓我感到不自在，但是後來我發現我真的更加適合做證券分析師和投資組合經理，而不是為了生計而歇斯底里地騙取別人的資金推高股市。股票經紀人幹好的話收入可以不菲，但他們花費大多數時間就是為了持有股票，很少考慮投資組合的問題。他們的日常行為有時看來庸庸碌碌，愚笨又徒勞，且又受制於人，而我需要激情。如果我想成為證券分析師，克利夫蘭就已然可以滿足我──對我剛結婚四個月，一直沒離開過託萊多的妻子莉莉（Lilli）來說也更為方便，我決定去這家銀行。

　　我不知道，或許是對冷淡接待我的報復，我一離開紐約回到克利夫蘭後，華爾街就受到了嚴懲，可能是因果報應。1月6日星期四，這是美聯儲宣佈將購買股票的保證金從50%上調到60%的第二天，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大跌2.2%。這是自五年前朝鮮戰爭爆發以來對股東最惨烈的一次打擊，隔夜《華爾街日報》對此做了報道，而且自這天起股市愈加惡化，直到1月14日才探底反彈。

　　雖然這些事件構成了我最初擔任專業投資者的市場背景，但那時我還沒有註意到太多。我的深謀遠慮、我的恒久策略（可能有些人要罵我傲慢自大了）此時還暫時埋沒在俗世尘埃中。

　　

本文摘自《約翰-聶夫的成功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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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聶夫作為投資領域的傑出專家，執掌溫莎30多年。在這期間溫莎的投資記錄讓人瞠目的同時不免令人感歎，約翰-聶夫管理的基金以超過市場平均收益率達3%以上的年平均收益率在基金市場遙遙領先。本書正是約翰R26;聶夫先生多年來的經驗總結，它們經受住了市場的考驗，並且作者用一種較為輕鬆的語調將一個個觀點做了陳述，便於讀者理解和領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