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的使者（3）

　　沃爾特-薩克斯為他對瓦蒂爾-卡欽斯所做出的決定辯解說，"我們的生意發展很快，工作量巨大，"他說，"這些壓力對我來說太大了。"最後，沃爾特-薩克斯同意卡欽斯的要求，給了他在公司里更大的控制力。"我當時認為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但很快我發現我錯了，"薩克斯說，"但是畢竟我還是做了這個決定。"他說這是一個"有關合伙人之間的關係和權力分配比例，以及在合伙人中哪方占優勢等這樣的問題。亞瑟對這樣的事非常不高興，但是我想在那個時候，這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到1928年，卡欽斯是公司中股權最多的合伙人，而當股票價格以一種需要謹慎對待的高速增長的時候，卡欽斯的權力也明顯地增加了。據說股票的價格上升是因為："流通領域里沒有足夠的證券，相應的，它們就獲得了稀缺價值。"這是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JohnKennethGalbraith）在他的《1929年大崩盤》中提到的，在叙述大蕭條那段歷史的書中，這本書是里程碑式的。在這個時期里，高盛的合伙人們並沒有表現出對風險的強大控制力。

　　貪婪的投資者們進行投機已經不算什麼新鮮事了，當然，這在21世紀首10年內不算新，在20世紀20年代，也不算新。人類一個接一個地湧上快速致富的列車，這種行為很少有停止的時候，對於歷史學家和新聞工作者來說，這裡面已經沒有什麼可挖掘的東西了。為什麼我們總是不能從那些由我們冒失的行為所導致的問題中學到些經驗，這一直是一個未解之謎。加爾佈雷斯說，"歷史學家們充滿疑惑地提到了南海泡沫事件。"南海公司同意再為英國債務籌1000萬美元，這筆債務是在1713年結束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產生的。這時，讓人不能忘記的南海泡沫事件爆發了。因為南海公司同意為政府的戰爭欠款籌錢，英國政府同意給予公司同所有南美國家貿易的特權。南海公司的投資者們可以得到年6%的利率收入──英國政府向南海公司與南美貿易的貨物徵稅，用得到的稅金來付這筆錢──同樣也包括公司的股票。這種似乎無害的交易在那段時期反复上演多次，帶來了損失惨重的後果。加爾佈雷斯說，這樣一種南海資金籌措行為，"就應該在恰當的時機予以揭露。"歷史學家的說法就更保守一些，"據說那些債券還是賣得相當好的。"

　　加爾佈雷斯把1928年12月卡欽斯和高盛公司以及其他的一些人所創的投資信託比做18世紀南海公司的金融行為。"投資信託作為一種改良後的產物，要更好一些。"他寫道，"這是一種不會被揭發的生意，而且它們的股票賣得也很好。"精明的華爾街成員為從投資者手里拿到錢而做出了許多創新，投資信託只是其中的一個。這種設想是建立一個空殼公司，或是股權公司，由它賣出債券或股票，然後把得來的資金用於投資（當然手續費要更少一些）或用於購買其他國有交易公司的股票。這要求那些專業的管理人員對市場的興衰有一個準確的判斷，而且能夠挑出那些表現良好的股票。這種投資信託公司就像是國有個人共同基金，如果它也使用槓桿力量而使潛在回報最大化（當然也放大潛在的損失）。總之，投資信託很像今天的對沖基金，只是沒有那麼複雜。最新最恰當的類比，當然也不夠完美，是將它比做含有更少公有成分的對沖基金──像是堡壘投資集團和基金奧氏資本（兩個都由前高盛合伙人經營），這好像是給投資者機會，讓他們授權給那些聲稱自己能用豬耳朵繡出錢包的自封的金融天才。

　　另一個類比就是大家都知道的SPAC（特殊目的收購公司）幾年前風行一時。投資者把錢交給那些收購公司里使用槓桿收購的所謂的專家（主要是用自己借來的錢付給公司）然後通過金融市場的作用，把這些錢變成黃金。人們總是樂於把自己辛苦賺來的錢交給那些據說比他們自己更善於投資的人，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這種迷戀從不曾消失。在市場繁榮的可以說是瘋狂或是不合理的時候──像是20世紀2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紀初──這種賺錢的機會對全世界的投資者都有了意義。股權公司和空殼公司在IPO之後在市場上的交易通常使公司市值沒有明顯的跳躍式上升，這也加強了上述的概念──直到系統的崩潰，當然，在事後很容易看到，這是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

本文摘自《高盛如何統治世界》

---

　　 作者調查審閱了數千頁政府、聯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信息及其他資料，並對100多人進行了採訪，其中包括高盛的客戶、競爭對手、監管機構、高盛現任和前任雇員，科漢生動地揭示了高盛如何變得如此強大，並且具有非凡的抵禦金融危機的能力。
　　一個答案是公司高管對權力層的維護——亨利.戈德曼建議政府組建一個機構旨在監督華爾街；悉尼.溫伯格，長達40年週旋於政府高層之間，從羅斯福到肯尼迪總統，他的绰號是背後的“政治家”。高盛的高管支援尼克鬆、里根、克林頓和佈什的競選籌款活動。 兩個高盛的領導人羅伯特.魯賓和亨利.保爾森還成為財政部的高級官員。另一個答案是它渴望與交易雙方進行交易，高盛公司首席執行官勞埃德.佈蘭克費恩開玩笑的說，他在做“上帝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