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東和以色列（1）

　　有時候，在做出一個同所有人意見相左的決策時，你不得不大膽一些，要相信你的決策是正確的，最終一切都會迎刃而解。

　　故事發生在1994年10月31日，我那時正在摩洛哥的卡薩佈蘭卡，出席由世界經濟論壇和對外關係委員會贊助的卡薩佈蘭卡峰會，即中東──北非經濟首腦會議。包括我在內的部分參會人員，同時任以色列外交部長的西蒙-佩雷斯（ShimonPeres）共進了早餐。佩雷斯曾於20世紀80年代擔任以色列總理，1995年再次當選以總理。那時，佩雷斯剛剛促成以色列總理伊紮克-拉賓（YitzhakRabin）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阿拉法特簽署了《奧斯陸協議》（以色列和巴解組織間第一份直接協議），《奧斯陸協議》是雙方秘密對話的產物。當時人們對中東地區的局勢發展持樂觀態度，認為中東地區的和平進程、經濟發展和業務拓展都存在機遇。因此，在卡薩佈蘭卡的那頓早餐上，我向佩雷斯表示，花旗銀行有興趣在以色列開展業務。

　　我第一次去以色列，是在1992年作為30國集團代表。30國集團是一個由各國學者、央行行長、財政部長及金融界人士組成的組織，對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全球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做出分析。以色列央行行長雅可佈-弗蘭克爾（JacobFrenkel）陪同我們考察了以色列，並促成了我支援的會議召開。憑我的直覺，如果花旗銀行能在以色列開設分支機構，那里還是有業務機會可供我們發掘的。

　　直到兩年後，在摩洛哥同佩雷斯共進早餐的時候，我才有機會提出在以色列設立機構的想法。

　　"最好是銀行，而不是坦克。"佩雷斯說。他就願意諷刺別人。

　　我同佩雷斯就我會見阿拉法特主席一事達成了一致意見。於是我會見了阿拉法特，並告訴他我們考慮在中東地區尋求更多的業務機會，拓展在該區域的網路佈局。阿拉法特建議我們將業務拓展至安曼，並在約旦河西岸成立一家分支機構。我只向他承諾，將會更多地參與到中東地區經濟發展當中，包括讓花旗在黎巴嫩的機構重新開業，該機構曾因1987年黎巴嫩內戰而關閉。我鼓勵他將巴解組織和以色列的和解關係保持下去，並明確表示，在以色列設立機構是有可能的，這一點毋庸置疑。我還和他講，他應該發動全世界流亡的巴勒斯坦人為巴勒斯坦籌資，就像以色列當初號召流亡在外的猶太人那樣，而不要太過於依賴官方援助。

　　此次卡薩佈蘭卡峰會的另一項積極進展是我同埃及的一些企業家見了面，其中包括沙菲克-加伯爾（ShafikGabr）。沙菲克-加伯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埃及企業家，掌管總資產達數十億美元的阿託克集團，也是1982年在開羅成立的美國商會創始成員之一。同這些埃及企業家會面的意圖，是希望如果美國和埃及的企業家能夠一起制定出一份計劃，說明推動貿易自由化、促進經濟發展，並推動彼時針對埃及封閉經濟的改革，將有助於在整個中東地區形成推動和平與發展的氛圍。最終，我們會面的結果是美國──埃及總統委員會的成立。美國──埃及總統委員會是一個私營企業團體，由美國和埃及主要集團企業各派出10位代表組成，我是該委員會的創始成員之一。美方首席代表為副總統阿爾-戈爾，埃方則為總統穆巴拉克。我在摩洛哥期間，以色列《國土報》（《國土報》是以色列歷史最悠久的日報，讀者主要為以色列的精英階層）的一位記者問我，花旗銀行是否考慮在以色列設立機構。

　　"為什麼不在以色列開設分支機構呢？"《國土報》的記者問我。

　　

本文摘自《走向世界的銀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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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走向世界的銀行家》一書中威廉·通羅茲過20多個案例，有力地說明了他的原則，為各級領導人提供了良好的參照。全球範圍內駒高層次談判磨砺了他的領導和談判才能：他曾同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成員、各國國家元首、各公司首席執行官在各種危急情況下進行談判。從南非的開放到拉丁美洲“債務炸彈”的化解。再到避免花滇資產在委內瑞拉被國有化——羅茲皆與我們分享了寶貴的經驗。 《走向世界的銀行家》大膽而果斷地領導：知道什麼時候出於謹慎的理由而無視謹慎，始終保持中立的談判氣氛。 高瞻遠矚，預測風險。 積極主動地直面問題：面臨嚴峻的形勢。直擊問題核心，化危機為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