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不平衡造成的後果（1）

　　關鍵意義是，一定存在某種或某些潛在的扭曲因素，造成中國的生產模式如此大幅度偏離預期。2002年之後，中國產出結構異乎尋常的變化模式也許可以用兩個可能的扭曲因素來解釋。第一個扭曲因素正如第三章將深入讨論的那樣，中國的匯率在2002年2月後被低估程度越來越高。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5年年中，人民幣與美元挂鈎。這一時期的前半段，即到2001年，美元在貿易加權的基础上升值，人民幣也出現實際升值，每年大約漲3.5%。這些年，中國經常帳戶盈餘完全看不出任何趨勢，平均大約為國內生產總值的2%，這是較為溫和的順差。

　　人民幣匯率和外貿順差持續的上升不僅步幅較小，而且沒有顯現出任何向上或向下的趨勢，這種聯動為下面這一觀點提供了堅實的支援：相比不可貿易品的產出，中國在可貿易品生產方面的產能經歷了幅度大得多的增長，這就是巴拉薩—薩缪爾森效應。常規計算的實際匯率採用了廣義價格指數來調整不同國家價格的相對變化，但是當中國出現巴拉薩—薩缪爾森效應時，如果對其實際匯率進行測算，這類相對價格調整會產生輕微的誤導。舉例來說，假設中國廣義測算價格上漲率為2%，而貿易伙伴的價格平均上漲5%。為簡化說明，這里假設人民幣與中國所有貿易伙伴貨幣的匯率保持穩定，那麼二者不同的通脹率意味著，中國商品價格與外國商品價格相比年均下降3%，也就是說人民幣每年實際貶值3%。可是如果中國2%的總通脹率是由服務業這樣的非外貿因素的3%價格上漲所致，同時由於制造業產能高速增長，可貿易品價格每年下跌1%，那麼相對外國商品，國際市場上的中國商品價格將會出現每年6%的跌幅。這樣，常規計算的基於廣義價格指數的實際匯率雖然將顯示出人民幣每年實際貶值3%，但大大低估了中國商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的提高速度。

　　結論是，人民幣的實際貿易加權匯率上漲率大約達到3.5%，就基本填補了中國可貿易品生產與衆不同的產能增長率與貿易伙伴產能增長率之間的差距。如果人民幣缺少這種實際貿易加權升值，中國商品將具備更強國際市場競爭力，而且外貿順差將顯著增加。因此，從20世紀90年代到2001年的人民幣實際匯率應該被視為均衡匯率，這將在第三章讨論。

　　但是在2002年2月後，美元在貿易加權的基础上開始持續地實際貶值。因為中國保持對美國的固定匯率，人民幣也在貿易加權基础上實際貶值，同時中國的經常帳戶開始穩步增長，貿易順差在2007年達到前所未有的（對大型經濟體而言）高峰，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1%。被低估的貨幣使出口企業和國內市場進口替代型企業的利潤猛增。出口商在國際市場出口1美元商品能夠掙到的國內貨幣量更多，因此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出口產品制造商在支付工資和其他投入之後能留下更多的資金，也就是利潤。這樣，一種低估的貨幣增加了出口市場產生的利潤。類似地，當一國經濟被低估時，有意願進口國外產品的進口商將不得不為1美元進口商品支付更多本國貨幣。這意味著匯率低估為與進口商品競爭的國內制造商創造了提價空間，又一次增加了利潤。由於這個原因，我們說被低估的貨幣往往會增加可貿易品企業（即生產出口商品和國內進口替代型產品的企業）的利潤。

　　

本文摘自《中國經濟增長，靠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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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機之後，批評中國經濟的聲音此起彼伏。有人懷疑，中國經濟刺激計劃最終加深了中國對出口和投資的依賴，並阻礙國內消費的增長。還有人懷疑，金融危機之後，諸如中國這樣的低消費、高儲蓄國家的增長模式是否時宜？世界經濟复蘇的力度可能不夠強勁，出口不能像過去那樣繼續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中國經濟增長的必然歸宿將是走向衰退。
　　但作者認為，中國針對經濟問題的應對之策，不僅手段多樣，而且經過精心策劃。中國領導層已經認識到，對出口的嚴重依賴意味著全球經濟衰退將使中國變得極其脆弱。中國經濟刺激計劃的效果令人吃驚，使中國成為最早開始從世界經濟衰退中复蘇的全球重要經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