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的政治與貨幣推手（2）

　　土地寡頭曾力圖把阿根廷的經濟建立在對英語國家（這些國家在大蕭條時期曾遭受了重創）的農業出口上。大規模的移民（如同在北美）得不到可自由支配的土地，居無定所，這導致城市工人階級人口過多，產生比例不均衡的現象，從而引發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1930年何塞-費利克斯-烏里佈魯開阿根廷軍事政變先河，隨後軍事對於政治反复不斷的干預，為裴隆統治下新興的準法西斯政治鋪平了道路。表面上看，裴隆為人民提供了高額的薪水，為工人們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環境，還為阿根廷的實業家們提供了保護性關稅。而1955~1966年間，裴隆曾企圖倚仗貨幣貶值來調和農業和工業的利益。1966年，另一場軍事政變之後仍未能兌現原先的許諾，技術現代化的變革沒有實現，反而導致了進一步的通貨膨脹，貨幣再度貶值。1973年，裴隆再次當選阿根廷總統，恰巧世界通貨膨脹來襲，這一次阿根廷經歷了一次彻頭彻尾的失敗。那一年，阿根廷的年通脹率飆升至444%。又一場軍事政變讓阿根廷陷入了暴力的僵局，數以千計的人被蠻橫拘押或者“失蹤”。從經濟層面上講，發動政變後上台的軍政府讓阿根廷背負了快速增長的外債，截至1984年，外債總額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60%（盡管這還不到20世紀初阿根廷債務頂峰時期水平的一半）。同樣的，在通貨膨脹危機下，戰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阿根廷內部有鎮壓颠覆分子的“肮髒戰爭”，外部有與英國關於馬爾維納斯群島的爭奪戰，但都沒能借通貨膨脹的手掃清阿根廷的外債。使阿根廷的通貨膨脹失去控制的並不是戰爭，而是種種社會力量的相互影響，包括寡頭政治的執政者、軍事首腦、利益集團的發起者和工會，當然也包括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苦大衆。簡單說來，他們中間沒有誰能夠避免價格的波動。投資者嘗到了虧空和貨幣貶值的滋味，體力勞動者也習慣了工資的起伏波動。從國內融資向國外融資的逐漸轉型，意味著債券的“外流”。在這種背景下，阿根廷貨幣保值的種種計劃的失敗，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阿根廷最偉大的作家豪-路-博爾赫斯的短片故事《小徑交叉的花園》中，他虛構了一位中國作家崔朋的傑作：

　　所有的虛構小說中，每逢一個人面臨幾個不同的選擇時，總會選擇一種可能，排除其他；而在崔朋的錯綜複雜的小說中，主人公卻選擇了所有的可能性。這樣一來，就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未來……在崔朋的作品中，所有可能的結果都會出現，每一結點既是一個選擇的結局，又是另一選擇的起點。崔朋不相信時間的一致和絕對，他相信時間是無限連續的，相信時間是一張正在擴展、變化著的分散、集中、平行的網。

　　對於阿根廷過去30年的經濟發展歷程，這種思維方式很恰當。貝納爾多曾試圖重新制定還債期限；凱恩斯提倡管理；而胡安-索洛期望對貨幣進行改革，對工資和價格進行控制。但沒有誰能夠引領利益集團順著自己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公共財政支出持續高於稅收，對工資和價格進行控制也沒能盛行，短暫的價格穩定後通貨膨脹又重整旗鼓。1989年，各條岔路在遭受了不幸後最終重新匯合在了一起：那是東歐的幸福年代，卻是阿根廷的可怕年代。

　　1989年2月，阿根廷經歷著歷史上最炎熱的一個夏天。佈宜諾斯艾利斯的電力系統努力維持著運作，人們也慢慢習慣了長達5個小時的停電。為了避免匯率下降，銀行和外匯交易所被迫關門停業，因為政府力圖阻止匯率崩盤。然而這一切都無濟於事。在短短的一個月里，阿根廷貨幣對美元的匯率下跌了140%。與此同時，世界銀行也凍結了對阿根廷的貸款業務，並表示阿根廷政府已經喪失了處理公共部門赤字的能力。私營部門的貸款者也沒了熱情。在通貨膨脹勢必橫掃債券市場的趨勢下，投資者也都避免購買債券。

本文摘自《貨幣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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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歐洲大陸流通的古羅馬銀幣，到成為第一批銀行家的意大利高利貸者；從五千年前流通的泥版“貨幣”，到今天銀行外匯顯示屏上閃爍的數字，在人類社會的進步中，金融常常是背後的推手。羅斯柴爾德家族為什麼能在滑鐵盧戰役中大賺一筆？文藝复興的深層推動力是什麼？中國和美國如何開始成為共同體？本書告訴我們，每個歷史故事背後都有一條金融線索。透過弗格森的專業視角，許多為人熟知的歷史事件被賦予新的意義，更清晰地成為金融史上的一座座里程碑，而金融的發展進程則構成一切歷史背後最為本質的故事背景。
　　在金融危機的時代，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金融這個虛擬市場？又怎樣整頓自我，重新出發？本書給大家提供了一些歷史的視角來理解今日的世界，無疑，它將是當前我們處在歷史分歧點，站在人類文明一路走來的位置時，為我們提供的一部有用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