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如山（2）
事實上，佛羅倫薩把它的市民變成了最大的投資人。到14世紀早期，已有2/3的家庭通過這種方式繳納錢財以支撐城邦公共債務，盡管大多數籌款來自那幾千個富人。美第奇家族的放貸業務不僅證明了他們在這一時期的財富規模，同時也表明了他們對城邦財政的支援力度。佛羅倫薩金融系統能良好運轉的原因之一，在於美第奇家族以及其他一些貴族把持著政府及其金融命脈。這種寡頭權力結構為債券市場奠定了堅實的基础。與那些不負責任的世襲君主不同（他們可能專斷地違背對債權人的承諾），佛羅倫薩發行債券的人通常就是購買債券的人。因此，他們對看到自己獲得利息非常感興趣，這不足為奇。
不過，通過這種方式籌到能夠支援毫無收益的戰爭所需的款項，或多或少會有一些限制。隨著意大利城邦債務的增加，他們不得不發放更多的債券；而他們發行的債券越多，他們拖欠償付的可能性就越大。威尼斯在12世紀末期就開發出了一套公共債券體系，比佛羅倫薩還要早。“老山”是14世紀威尼斯與熱那亞及其他敵手在戰爭期間的主要籌資方式。1463~1479年間，隨著和土耳其連年戰爭的延續，一座新的債山堆積而起。公共債券的投資人年收益率為5%，每年分兩次償付，利息來源於城市的各種消費稅收（對各種消費品比如鹽等所徵收的稅）。與佛羅倫薩一樣，威尼斯人也是強制放貸，但在二級市場上，投資人可以把債券賣掉套現。然而，在15世紀末期，威尼斯連續的軍事失利大大削弱了債券市場。那些在1497年價值為80（低於其面值20%）的威尼斯“新山”債券，到1500年價值降到了52，1502年年末重回75，然後在1509年從102猛然跌至40而崩盤。1509~1529年間最低點的時候，“老山”價值僅為3，而“新山”價值為10。
現在，如果你在戰爭激烈進行之時購買政府債券，顯然要面臨風險，即參戰國可能無法支付利息。另一方面，要搞清楚利息的支付是否基於債券面值。如果你能以5%的利息購買到收益率為面值10%的債券，你將能賺取50%的可觀收益。事實上，你所期望獲取的合理回報，在你準備承受的風險範圍之內。同時，正如我們所見，債券市場從整體上為經濟設定了利率。如果城邦不得不支付50%的利息，那麼，可靠的借款人有可能獲得某種戰爭溢價。因此，1449年，當威尼斯與奧斯曼帝國同時在倫巴第地面以及海上開戰時，其遭遇債券極度貶值和利率飛漲的嚴重金融危機並非巧合。同理，1509年債券市場暴跌的一個直接原因，就是威尼斯軍隊在阿格納德羅的潰敗。這兩個案例的結果是相同的：商業活動擱淺，最後停止。
不只是意大利城邦對債券市場的產生作出了貢獻。在北歐地區，那里的城邦政權在不與教會規定沖突的情況下，也在竭力填補赤字。那里出現了一些不太相同的解決方案。盡管他們禁止在貸款的時候收取利息，但《高利貸法》並不適用於被稱為“普查”的中世紀契約，這種契約允許一方從另一方手中購買年支付流。在13世紀，這種年金方案開始從法國北部的城邦（如杜埃、加來）以及佛蘭德的城邦（如根特）發行。他們採用兩種形式：遺贈年金—購買人可以將其遺贈給後嗣，或定期年金—購買人死後即告廢止。賣家而非買家有權通過償還本金贖回年金。到16世紀中期，年金銷售大約拉動荷蘭的收入上升了7%。
法國和西班牙皇室用同樣的方式籌集資金，他們以城邦作為媒介。在法國，巴黎市政廳代表君主籌集資金；在西班牙，王室債券需通過熱那亞的聖喬治公司（一家購買城市徵稅權的私人財團）和安特衛普證券交易所（現代證券市場的先行者）籌集資金。然而，投資人對王室債務進行投資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各個寡頭統治的城邦對其債務，都有可能不履行債務清償；同樣，專制的統治者也是不可信的。正如我們在第一章所了解到的，西班牙王室在16世紀末葉和17世紀就發生了一系列毀約事件，分別在1557年、1560年、1575年、1596年、1607年、1627年、1647年、1652年和1662年全部或部分停止債務清償。
從歐洲大陸流通的古羅馬銀幣，到成為第一批銀行家的意大利高利貸者；從五千年前流通的泥版“貨幣”，到今天銀行外匯顯示屏上閃爍的數字，在人類社會的進步中，金融常常是背後的推手。羅斯柴爾德家族為什麼能在滑鐵盧戰役中大賺一筆？文藝复興的深層推動力是什麼？中國和美國如何開始成為共同體？本書告訴我們，每個歷史故事背後都有一條金融線索。透過弗格森的專業視角，許多為人熟知的歷史事件被賦予新的意義，更清晰地成為金融史上的一座座里程碑，而金融的發展進程則構成一切歷史背後最為本質的故事背景。
在金融危機的時代，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金融這個虛擬市場？又怎樣整頓自我，重新出發？本書給大家提供了一些歷史的視角來理解今日的世界，無疑，它將是當前我們處在歷史分歧點，站在人類文明一路走來的位置時，為我們提供的一部有用的指南。
不過，通過這種方式籌到能夠支援毫無收益的戰爭所需的款項，或多或少會有一些限制。隨著意大利城邦債務的增加，他們不得不發放更多的債券；而他們發行的債券越多，他們拖欠償付的可能性就越大。威尼斯在12世紀末期就開發出了一套公共債券體系，比佛羅倫薩還要早。“老山”是14世紀威尼斯與熱那亞及其他敵手在戰爭期間的主要籌資方式。1463~1479年間，隨著和土耳其連年戰爭的延續，一座新的債山堆積而起。公共債券的投資人年收益率為5%，每年分兩次償付，利息來源於城市的各種消費稅收（對各種消費品比如鹽等所徵收的稅）。與佛羅倫薩一樣，威尼斯人也是強制放貸，但在二級市場上，投資人可以把債券賣掉套現。然而，在15世紀末期，威尼斯連續的軍事失利大大削弱了債券市場。那些在1497年價值為80（低於其面值20%）的威尼斯“新山”債券，到1500年價值降到了52，1502年年末重回75，然後在1509年從102猛然跌至40而崩盤。1509~1529年間最低點的時候，“老山”價值僅為3，而“新山”價值為10。
現在，如果你在戰爭激烈進行之時購買政府債券，顯然要面臨風險，即參戰國可能無法支付利息。另一方面，要搞清楚利息的支付是否基於債券面值。如果你能以5%的利息購買到收益率為面值10%的債券，你將能賺取50%的可觀收益。事實上，你所期望獲取的合理回報，在你準備承受的風險範圍之內。同時，正如我們所見，債券市場從整體上為經濟設定了利率。如果城邦不得不支付50%的利息，那麼，可靠的借款人有可能獲得某種戰爭溢價。因此，1449年，當威尼斯與奧斯曼帝國同時在倫巴第地面以及海上開戰時，其遭遇債券極度貶值和利率飛漲的嚴重金融危機並非巧合。同理，1509年債券市場暴跌的一個直接原因，就是威尼斯軍隊在阿格納德羅的潰敗。這兩個案例的結果是相同的：商業活動擱淺，最後停止。
不只是意大利城邦對債券市場的產生作出了貢獻。在北歐地區，那里的城邦政權在不與教會規定沖突的情況下，也在竭力填補赤字。那里出現了一些不太相同的解決方案。盡管他們禁止在貸款的時候收取利息，但《高利貸法》並不適用於被稱為“普查”的中世紀契約，這種契約允許一方從另一方手中購買年支付流。在13世紀，這種年金方案開始從法國北部的城邦（如杜埃、加來）以及佛蘭德的城邦（如根特）發行。他們採用兩種形式：遺贈年金—購買人可以將其遺贈給後嗣，或定期年金—購買人死後即告廢止。賣家而非買家有權通過償還本金贖回年金。到16世紀中期，年金銷售大約拉動荷蘭的收入上升了7%。
法國和西班牙皇室用同樣的方式籌集資金，他們以城邦作為媒介。在法國，巴黎市政廳代表君主籌集資金；在西班牙，王室債券需通過熱那亞的聖喬治公司（一家購買城市徵稅權的私人財團）和安特衛普證券交易所（現代證券市場的先行者）籌集資金。然而，投資人對王室債務進行投資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各個寡頭統治的城邦對其債務，都有可能不履行債務清償；同樣，專制的統治者也是不可信的。正如我們在第一章所了解到的，西班牙王室在16世紀末葉和17世紀就發生了一系列毀約事件，分別在1557年、1560年、1575年、1596年、1607年、1627年、1647年、1652年和1662年全部或部分停止債務清償。
本文摘自《貨幣崛起》
從歐洲大陸流通的古羅馬銀幣，到成為第一批銀行家的意大利高利貸者；從五千年前流通的泥版“貨幣”，到今天銀行外匯顯示屏上閃爍的數字，在人類社會的進步中，金融常常是背後的推手。羅斯柴爾德家族為什麼能在滑鐵盧戰役中大賺一筆？文藝复興的深層推動力是什麼？中國和美國如何開始成為共同體？本書告訴我們，每個歷史故事背後都有一條金融線索。透過弗格森的專業視角，許多為人熟知的歷史事件被賦予新的意義，更清晰地成為金融史上的一座座里程碑，而金融的發展進程則構成一切歷史背後最為本質的故事背景。在金融危機的時代，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金融這個虛擬市場？又怎樣整頓自我，重新出發？本書給大家提供了一些歷史的視角來理解今日的世界，無疑，它將是當前我們處在歷史分歧點，站在人類文明一路走來的位置時，為我們提供的一部有用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