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殖民主義”：對誰有利，對誰有害?（5）

　　確保當地人以某種方式受益於這種關係的責任，完全落在殖民地國家政府肩上。假如殖民者能費盡心思確保它們只投資於擁有致力於民主政府的國家，倒是好事。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盡管有這些方面的考慮，一些研究發展問題的專家，如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的著名學者傑弗雷R26;薩赫斯，依然認為新殖民投資利大於弊。的確，歷史發展表明這些投資對於殖民地國家會產生一些長期正面的影響，盡管效果取決於殖民國家。當英國人管理這些國家和疆土時，他們通常建立一套與本國類似的法律制度，這套法律制度以源自大憲章的通用法律傳統為基础。這一法律傳統強調個人的各項權利，並允許通過案例法逐步發展完善。相比之下，法國和德國殖民者嚴守自己的法律傳統，主要源自國內的法律制度，其前身包括羅馬法和拿破侖法典。這些法律條款更為抽象，只要法官和統治者覺得合宜，就可以自己解釋這些條款。

　　在後殖民時期，具備通用法律體系的國家能更好地保護投資者，他們被強勢或腐敗個體為個人私益而颠覆的可能性也更小。因此，經濟體系發展得更完善，這種發展反過來為資本市場及經濟增長提供了很好的支撐。變成殖民地國家並非一定對自身有利，但從以前的英屬殖民地來看，這至少遺留下一筆有用的財產。

　　這一皆大歡喜（抑或結局差強人意）的例子不可能在新殖民浪潮中得到複製。對先行者而言，他們目前正在拓殖的國家歷史上曾經是殖民地，這些國家的法律制度已經正常運行。這些殖民者不可能廢除已有的各種制度，從而建立自己的機構。即使他們有這一能力，這些機構可能也不會在很大程度上推動經濟發展。海灣國家法律制度通常是在宗族和伊斯蘭法律基础上發展而來，宗族法律和伊斯蘭法律沒有一項特別有利於企業家精神的建立或金融市場的發展。

　　這些發現恰好符合當今經濟學類書籍共有的一個極為流行的觀點。該觀點的核心是，發展中國家從進口經濟體制中獲利，例如自由市場、強烈的產權意識，還有富裕國家對投資商的保護。到目前為止，一些發展中國家將自家的領土變成了經濟實驗室，用於實驗那些今後可以廣泛應用的試驗性政策，就如同印度的特別經濟區，還有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另一些國家通過和發達國家的企業聯合辦公司的方式，允許外國實踐慢慢滲入本國商業環境。

　　的確，即使最典型的殖民方式—通過購買或其他手段來控制他國土地—在適當的環境下也能提供說明。經濟學家可能會反驳說，例如從19世紀早期的海地革命開始就以小自耕田為基础的海地農業，也將從收購中獲得好處。外企可能將那些小塊土地連成大型農田，使用現代化設備進行耕種，釋放出更多的勞動力以從事資本集約、高價值的職業。用這種方式，殖民主義將說明發展中國家進入技術階梯的上層位置，擺脫家庭小塊耕作、只能維持生計的農業方式。

　　當然，那些人中有很多人寧可緊緊地守住自己的土地。然而，危險始終存在，那些外企和外國政府會沉迷於一些在它們自己國家不被容忍的行為—過度開採本地資源而不考慮長期的經濟效益。畢竟，它們實質上就是些唯利是圖的企業。就像曾處於鼎盛時期的德屬東非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東印度公司一樣。

　　在新拓殖的那些地區，被殖民國家的民衆對新殖民主義的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一目了然。他們的反應決定著這種殖民關係的未來，也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相關國家的未來。

　　

本文摘自《全球經濟12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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