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之後是什麼（4）

　　因此，要說中國將處理好等級制度問題，或是讓政府實質性地減少對經濟部門的干預，都還言之過早。這種現狀將抑制私企發展，阻礙外資進入。改革開放30年後，中國政府仍通過實際控股和直接管理的方式實質性地涉足國內大型企業。與此相對，日韓等地政府在其20世紀工業起飛時代發揮的作用是牽頭搭建合作平台和提供保護，以培育私有企業。

　　此外，中國有一套極為龐大的官僚體系，盡管該體系經常成為新產業發展的障礙，政府也很難施加更嚴格的約束。同樣道理，提高法律體系透明度的過程進展緩慢，有些地方政府利用不透明度干涉外企經營。

　　上述所有因素都將拉低中國物質生活水平的目標。從技術層面講，將拉低中國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斂目標。鑒於這些因素，中國沒有進入美國的收斂俱樂部，而更像和越南及哈薩克斯坦等國身處同一個俱樂部。這些國家在文化基础、法律體系、政府對經濟的干涉、產業模式以及氣候等方面至少與中國共享部分因素。這說明，國家大小並不影響它所屬的收斂俱樂部，一國物質生活水平可達到的極限，取決於從底部支援經濟增長的深層次因素，在大小迥異的國家，該極限有可能是相似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不能進行改進。一份1999年的研究表明，相比老一輩，中國新一代經理人更註重個性，這在長期將有助於鼓勵創新；時至今日，那些年輕經理人無疑有許多正身居要位。不過，還有太多根深蒂固的差異，使得中國民衆在經濟急劇增長結束後無法獲得和西方一樣的收入水平。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收入水平最終取決於勞動生產率。盡管中國工人能獲得最新的制造工具和技術，但如果沒有和歐美同等的創業機會、透明的監管制度、有力的法律保護、高效的企業結構以及創新能力，其生產率仍無法同歐美工人相比。

　　在確定了物質生活水平的目標後，接下來再談談增長速度。一般來說，經濟學家認為離目標越遠的國家向上收斂的速度越快—換種說法就是，人均收入距本俱樂部的領跑者越遠，增長速度越快。一份2003年的高盛報告認為，中國的改革雖然已過去了四分之一世紀，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期還會持續很久，在趕上本俱樂部的領跑者前至少還有40年。不過，對中國以及其他快速發展中國家的歷史加以仔細考量後，中國似乎會更早地進入穩定期，快速增長的年頭不會持續那麼久。

　　相比其他大型經濟體，中國經濟現代化步伐要快得多。鄧小平成為中國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時，中國還處於工業化的起步階段，絕大部分人口仍然在從事農業生產。多數農民的收入僅夠勉強維生，這是個非常貧窮的國家。在短短30年間，中國已轉變成為一個中等收入國家和世界工廠。這種轉變很大程度上源於中國複製技術的能力，同時，還有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即大規模的城鎮化浪潮，農民進入迅猛發展的城鎮務工，為整個世界生產廉價制成品，離開這一點，前面提到的技術將無用武之地。

　　不用奇怪，收斂效應和城鎮化總是形影不離。當城市的機會並不比農村更好時，也就是說，當工廠的勞動力需求變得飽和，而農業的生產率獲得大幅提升後，城鎮化自然就會逐漸停止。舉個例子，美國在20世紀初成為世界工廠，在20世紀60年代進入了經濟成熟期。戰後的太空競賽和歐洲人才流入為它提供了動力和條件，使之從一個超級制造業大國變成了技術和高端服務的領跑者。

　　1910年美國人口普查顯示,有46%的人口居住於城鎮地區，在此前的10年中年均增長率為3%；1910~1960年間，美國城鎮人口年均增長2%左右，直到2/3的美國人居住於城鎮中；1960~1980年間，美國的城鎮化進程減緩，城鎮人口和總人口的增長率相差無幾。

　　同1910年的美國相似，2008年中國的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43%，年均增長率稍低於3%。雷同之處還有中國近年層出不窮的消費品醜聞，令人聯想起美國作家厄普頓R26;辛克萊爾1906年的小說《森林王子》（The Jungle），該書揭露了芝加哥肉類加工業的內幕，激起了美國民衆的怒火。美國民衆於是發起了改善工作環境，提高商品安全的運動，同中國工人（特別是農民工）正在做的一模一樣。兩國的工薪階層都在變得更富有，誕生了新的城市中產階級，並開始維護自身作為勞動者和消費者的權利。

　　

本文摘自《全球經濟12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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