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在“供養”老婆孩子？ （2）

　　對中上層白人女性來說，理想就是成為愛的化身。1827年，一位新罕佈什爾州的紳士寫道：“這種無私的純粹的愛，在一個自私自利、斤斤計較的忙碌世界里是罕見的。”在這種“分工”原則下，“真正的女性”成為個人道德和愛的使者。她從不屈尊為自己的勞動索取報酬。她被奉為偶像，同時又不堪重負。這種意識形態在21世紀仍會有市場。

　　有人指出，這種意識形態使教育良好、條件優越的女性不再關心共和主義的自由平等理想。在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後，許多受過教育的女性夢想自己也能從專斷的權威下獲得解放。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權的辯護》通過激情的辯論表達了這一願望，大西洋兩岸的女性讀者如饑似渴地閱讀著她的文字。沃斯通克拉夫特提出了一個邏輯嚴謹的問題：以普遍人權為基础的社會怎能否定婦女的權利？

　　對父權統治的這種挑戰的化解辦法是：把養育未來的自由男性的神聖職責交給女性。這樣做是激勵女性為新的共和國培育公民，通過這項重要的工作實現自我，而不是追求個人的滿足感。

　　這樣的“分工”一箭雙雕：既阻止了女性進一步參與公共生活或經濟生活，同時又讓女性合法地、以道德權威的身份撫養孩子。父親從家庭中抽身出來，而母親在家裡的負擔則越來越重。婦女地位的重新界定強化了她們在家庭內部的角色。此前，家庭一直是“父權統治”，18世紀初一位踌躇滿志的一家之主曾如是說。唯有父親有監護權，無論送男孩當學徒還是為女兒談婚論嫁，都無須母親同意。女性對孩子的義務遠遠不及對丈夫的責任。男性當家，家家如此。到19世紀中葉這一切逐漸改變，在美國許多州，女性分享到對子女的監護權。作家莉迪娅-西戈尼讓她的女性讀者確信，她們如今對孩子擁有“完全的”控制權，而過去她們的這種權利是受到“束縛和阻礙”的。

　　另一方面，自覺的母親意識的強化確實成功地將女性置於主流生活之外，許多國外旅行者都註意到了這一點。19世紀30年代，弗朗西斯-格倫德訪問美國，他認為已婚女性的身體普遍欠佳，原因是“美國的女士們獻身於母親的職責，幾乎一結婚就開始離群索居；一旦做了母親，就等於與世長辞了”。

　　亞力克西斯-德託克維爾也曾驚異於美國女性“極端的依附性”及其“局限於狹隘的家庭生活”的程度。他寫道：“美國女性從不染指家庭之外的事務，從不經商或參與政治生活……美國人從不認為婚內強權的颠覆是民主原則的題中之意。他們仍堅持……男人是婚姻關係中的天然領袖。”最後，他總結說，美國女性高尚的道德和精神形象，是用“卑下的地位”和辛勞的汗水換來的。

　　然而，養育子女負擔的加重主要還不是為了使女性遠離公共生活，它也是蓬勃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所必需的。18世紀末，法、英、美的經濟最有活力，在這些國家，上升的資產階級認識到，如果他們的孩子要改善或保持現有的社會地位，就必須成為接受良好教育的、積極進取的一族。

　　這要求用新的方式撫育孩子。在靜態的農業經濟中，人們無法，也不用在孩子身上投入大量時間或精力。即使小時候不上學或只讀一點書，孩子們也能成為社會經濟中的有用之才，可以下地幹活兒、幫廚、看孩子、照料牲口，在家庭事務中幫一把手。危地馬拉的印第安嬰兒可以整天被放在吊床上而安然無恙，一點不影響他將來成為自食其力的農夫。歐洲的農家子女也是被胡亂養大，反正將來仍舊是底層的一分子。即使是貴族子弟，也可以放任自流，到時照樣繼承其等級特權。

　　

本文摘自《媽媽值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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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擔任著管家、廚師、司機、教師、心理咨詢師，一人獨當多面，辛勞一年卻分文沒有。而且，只要一說起也應該給媽媽們發工資，人們就會辯驳：辞職當全職媽媽，是母親們自己的選擇！履行媽媽的職責天經地義，發工資是亵渎了這個神聖的使命！男人們在獨自養孩子養老婆！ ……
　　在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女性已享有大部分權利的時代，媽媽們一方面被無限制的地位拔高，一方面卻完全無視其創造的價值。她們被當做是“被養著”的，不再被列為勞動力，在官方經濟學指標中得不到任何衡量，甚至沒有保姆所享有的權利，既沒有離婚後的失業保險，也沒有工傷後的社會保障福利。 但是，媽媽們真的不創造經濟價值嗎？當然不是！ 如果將母親擔任的各個角色的經濟價值均衡計算，會超過大多數城市女性白領。 在《媽媽值多少錢(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為何不計薪酬)》令人振奮的母親宣言中，安·克里滕登對各國父母們作了數百次採訪，並通過對經濟學、社會學、公共政策等的５年多研究，《媽媽值多少錢(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為何不計薪酬)》揭示了母親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與獲得的回報之間那種驚人的差距。同時，她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明確的解決方法，號召全社會共同關註和解決母親的價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