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產共享的主張（5）

　　這種觀念的勝利席卷了一切，連世紀之交最著名的女權主義者都不能例外。1909年，兩家婦女雜志舉辦了一場辯論，一方是著名作者夏洛特-珀金斯-吉爾曼，一方是全美婦女選舉權協會主席安娜-霍華德-肖，論題是妻子家務勞動的經濟價值。

　　吉爾曼認為，大多數美國婦女，“衆多的中產階級”，是不事生產的寄生蟲。哪怕妻子一天在家幹10到14小時的活兒，帶孩子，照看家，省吃儉用以節省丈夫的開支，吉爾曼仍堅持認為“她的勞動不屬於生產性行業”。她宣稱：“一個不掙工資的妻子就是一個仆人，屬於極度浪費奢侈的一主一仆的階級。”

　　吉爾曼的觀點在她的《婦女與經濟》一書中得到了闡發，此書曾受到廣泛贊譽，有“瓦薩爾學生的聖經”之稱。該書譏諷了“妻子與丈夫一樣都在創造財富”這一思想，堅持認為婦女是由丈夫供養的。她否認家務勞動有權享受平等的地位或回報，因而將早期女權主義者的努力一筆勾銷。在談論婚姻中的傳統分工時她寫道：“那些幹大活兒、新活兒、高級活兒的人與幹小活兒、傳統活兒、低級活兒的人不能相提並論。”在吉爾曼看來，只有把家務勞動社會化，“打破父權主義的遺風—即仍以家庭作為經濟單位”，婦女才能真正解放。她要廢除小家庭，讓大家都住公寓，由專職人員解決吃飯、打掃、洗衣和照看孩子的工作。

　　不難發現上述設想對家庭生活的極端厭惡。對夏洛特-吉爾曼來說，母性毫無減緩家庭壓力的慰藉作用。她把照看孩子與婦女做的其他低賤工作相提並論，好像照看孩子和刷鍋洗碗沒什麼兩樣，好像婦女可以丢下孩子，就像躲開髒衣服一樣。她簡直是把嬰兒與洗澡水一塊兒潑掉了。

　　吉爾曼的想法不可思議地與男性支配的立法機構及法庭沆瀣一氣，它們都否認婦女的“愛的奉獻”有什麼經濟價值。事實上，她放棄了妻子對婚後財產享有同等權利的要求，而這一直威脅著男性的經濟特權。

　　在1909年的歷史性辯論中，安娜-肖挑戰了吉爾曼所謂母親與仆人相差無幾的觀點。她區分了母親與仆人的工作。她說，前者給孩子們營造一個家，後者只是做維護工作。肖認為，妻子“使丈夫的收入增值，使那份薪水即使沒有提高，至少也增加了購買力”。她最後說，妻子和母親為此應得到補償，使其收入與其家庭在社會中的地位相稱。

　　《紐約晚報》報道這場辯論時寫道，女性聽衆完全清楚應支援哪一方。當辯論結束，聽衆被問及妻子是否由丈夫供養時，“只有零星的幾個聲音說是，而當仲裁人問反對意見時，回答的聲音洪亮有力，顯然聽衆大多心中有數”。

　　肖在辯論中獲勝，卻在這場鬥爭中敗北。

本文摘自《媽媽值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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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擔任著管家、廚師、司機、教師、心理咨詢師，一人獨當多面，辛勞一年卻分文沒有。而且，只要一說起也應該給媽媽們發工資，人們就會辯驳：辞職當全職媽媽，是母親們自己的選擇！履行媽媽的職責天經地義，發工資是亵渎了這個神聖的使命！男人們在獨自養孩子養老婆！ ……
　　在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女性已享有大部分權利的時代，媽媽們一方面被無限制的地位拔高，一方面卻完全無視其創造的價值。她們被當做是“被養著”的，不再被列為勞動力，在官方經濟學指標中得不到任何衡量，甚至沒有保姆所享有的權利，既沒有離婚後的失業保險，也沒有工傷後的社會保障福利。 但是，媽媽們真的不創造經濟價值嗎？當然不是！ 如果將母親擔任的各個角色的經濟價值均衡計算，會超過大多數城市女性白領。 在《媽媽值多少錢(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為何不計薪酬)》令人振奮的母親宣言中，安·克里滕登對各國父母們作了數百次採訪，並通過對經濟學、社會學、公共政策等的５年多研究，《媽媽值多少錢(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為何不計薪酬)》揭示了母親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與獲得的回報之間那種驚人的差距。同時，她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明確的解決方法，號召全社會共同關註和解決母親的價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