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產共享的主張（1）

　　這就是早期女權運動在19世紀40年代的美國東部發起時的環境。因而，其大多數領導人都受過教育，是中產階級已婚母親的事實，就毫不令人奇怪。人們認為她們的勞動是“非生產性”的，不值得嚴肅看待，而她們對這種觀點提出了質疑。

　　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是19世紀女權的著名倡導者，有7個子女。她的女權觀念形成於19世紀30年代初期，那時她已跟丈夫帶幾個年幼的孩子移居紐約的一個新建小城塞尼卡瀑佈鎮，在那兒她舉目無親。丈夫總是出遠門，留下她一個人，備感孤單，心力交瘁。

　　盡管斯坦頓有個幫佣，但隨著名聲漸起，她必須擠時間四處演講，參加政治活動。1853年，她寫給蘇珊-安東尼一張短箋，請她幫自己找一位律師，替她查一些法律條文。她解釋說：“你看，我在家總被孩子纏著，洗碗呀，烤餅呀，縫紉呀等等，我能想起些要點來，但沒時間查書……我很少有一小時時間坐下來寫作。男人要想寫點東西可以把自己關起來幾天，一心撲在思考和書籍上，他們很難了解女人得克服多大困難才能弄出點像樣的東西來。”

　　1857年，斯坦頓正哺育第六個孩子，待字閨中的安東尼抱怨說：“你們這些能說明可憐女人的才女們都在帶孩子，卻讓我這個可憐的笨人獨自打拼。”

　　但蘇珊-安東尼是個特例。早期的女權主義者大多都能兼顧家庭和事業。

　　美國第一位女牧師安託瓦妮特-佈朗-佈萊克韋爾有7個孩子。瑪莎-科芬-賴特亦如此，她曾是安東尼和斯坦頓的顧問，後成為全美婦女選舉權協會的官員。露茜-斯通是教師，她嫁給安託瓦妮特-佈朗-佈萊克韋爾的小叔子後，一直保留自己的娘家姓。她有一個孩子，她自己發面、做面包、制肥皂、腌肉、養雞喂牛、種植蔬菜。莉迪娅-瑪麗亞-蔡爾德靠寫作維持她和丈夫的生活，她在日記里說她一年要做722頓飯，做36件衣服和17樣家居用品。艾達-韋爾斯是個勇敢的年輕記者，報道過南方的私刑，她後來養育了6個孩子，但同時卻能組織芝加哥的黑人婦女爭取選舉權。

　　這些女權主義的先驅親身體驗了作為妻子對家庭經濟的貢獻。她們像佚名短篇小說《母親反抗記》的作者一樣，用女性的經驗說話。這篇小說以作者對內戰前馬薩諸塞州農場生活的回憶為基础寫成，講述了一個農婦佩恩太太的經歷。多年來她含辛茹苦地帶孩子、做飯、洗衣、打掃衛生，而家裡的全部收入都投到丈夫的農場上。後來，佩恩先生不顧太太的心思（想要一座整潔漂亮的房子），決定隨自己的興趣大量投資修建一座新谷倉，這時太太的積怨如火山爆發：“你看看這個家，好好看看。地上沒有地毯，牆上髒兮兮的，一個勁兒掉皮兒……你看看這個家，咱們結婚後我就一直窩在這兒幹活兒吃飯。”

　　這位小說中的妻子找到了解決辦法：她把家搬進了新谷倉。

　　

本文摘自《媽媽值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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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擔任著管家、廚師、司機、教師、心理咨詢師，一人獨當多面，辛勞一年卻分文沒有。而且，只要一說起也應該給媽媽們發工資，人們就會辯驳：辞職當全職媽媽，是母親們自己的選擇！履行媽媽的職責天經地義，發工資是亵渎了這個神聖的使命！男人們在獨自養孩子養老婆！ ……
　　在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女性已享有大部分權利的時代，媽媽們一方面被無限制的地位拔高，一方面卻完全無視其創造的價值。她們被當做是“被養著”的，不再被列為勞動力，在官方經濟學指標中得不到任何衡量，甚至沒有保姆所享有的權利，既沒有離婚後的失業保險，也沒有工傷後的社會保障福利。 但是，媽媽們真的不創造經濟價值嗎？當然不是！ 如果將母親擔任的各個角色的經濟價值均衡計算，會超過大多數城市女性白領。 在《媽媽值多少錢(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為何不計薪酬)》令人振奮的母親宣言中，安·克里滕登對各國父母們作了數百次採訪，並通過對經濟學、社會學、公共政策等的５年多研究，《媽媽值多少錢(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為何不計薪酬)》揭示了母親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與獲得的回報之間那種驚人的差距。同時，她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明確的解決方法，號召全社會共同關註和解決母親的價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