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準入(2)

2013-11-08 08:03:13

  在張維迎(1986b)中,我解釋過,國有經濟中普遍存在的過度準入與重複建設現象植根於企業的國有制的本性。正如企業理論學者所普遍認識到的,企業產生兩種回報:現金流(簡單稱為“利潤”)和控制權收益(Aghion and Bolton, 1992; Hart, 1995)。現金流與控制權收益之間的區別在於,現金流可以按一個正式的所有權結構進行分配,可以轉讓;控制權收益則是附帶的,不可轉讓,只能為經理人或控股股東所享受。這里的控制權收益可以被理解成經理人私人所重視的、與經理人職位相關的全部私人回報,包括在職消費、裙帶關係、社會聲望等等。準入均衡的條件依賴於現金流如何與控制權收益相匹配(或不匹配)。

在由所有人管理的經濟中,經理人同時占有利潤與控制權收益。當存在自由準入時,決定企業的市場均衡數量的條件是:邊際企業的總價值(現金流與控制權收益之和)等於零。在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經濟里,現金流和控制權收益被賦予不同人,均衡條件則更為複雜,視激勵方案與權威分配而定。

在國有經濟中,現金流屬於“全民”(或國家),經理人只能享受控制權收益。即使當經理人分享一部分現金流(或明或暗地),他們的現金流份額仍然依附於其職位,不可轉讓。因此,我們仍然可以將這種情形稱之為與控制權收益相關。在改革前的體制中,官僚作投資決策。在轉型的中國經濟中,隨著國有企業經理們獲得了更多自主權,國有企業投資決策由經理人與官僚共同制定。然而,在這兩種情形中,在一定限度內,決策制定者都受私人利益的驅動。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假定,決定準入均衡的條件是邊際進入者的控制權收益為零,而不是總價值或利潤為零。

當企業數量很少時,少數寡頭擁有龐大的市場力量,現金流和控制權收益都很可觀。隨著企業數量的增加,市場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則現金流和控制權收益均下降。控制權收益下降有兩個理由:第一,較低水平的現金流意味著可得的額外好處少了;第二,存在更多經理人意味著被雇為經理所具有的聲望變低。我們可以進一步假定,現金流比控制權收益下降得更快 。畢竟,即使當企業虧損時,經理仍可占有一些控制權收益。因此,現金流和總價值比控制權收益更快縮小為零。私有經濟中企業的均衡數量(用 表示)小於國有經濟中企業的均衡數量(用 表示)。[1]

因此,我證明了,國有經濟遭受更為嚴重的過度準入和重複建設。非正式的觀察強烈支援這一論點。例如,假設汽車制造商的社會最優數量是5。然而,主管政府官員可能選擇建設50家而不是 5家汽車制造廠,因為現在他們可以任命50個總經理,從而可以給更多的親朋好友安排位子。盡管試圖支撐50家制造商的整個行業處於虧損狀態,但沒人在乎。

同樣的邏輯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國有部門內並購更難以完成。在私有經濟中,目標企業的經理人在合並後可能失去他們的控制權收益。然而,如果合並就總價值最大化而言是有效率的,身為所有人的經理人可以靠現金流的增長得到補償。合並對相關各方可以是一個帕累託改進。相比之下,在國有經濟中,目標企業的經理人失去控制權收益不能以任何合法的方式通過現金流的增長而得到補償。因此,除非政府給該經理人提供另外一個相當的職位,否則目標經理人完全有動機抗拒合並以圖保護控制權收益。

我現在轉而讨論控制權與所有權分離的私有經濟。誠然,這一分離可能導致經理人的各種恣意行為。然而,出於以下原因,當與國有制相比時,這種恣意行為在準入和並收的情況下或許不是很嚴重。首先,即使當股東不是經理人,一般而言是股東或董事會而非經理人決定進入與合並。對權威的這種分配事實上表明,均衡狀態更可能是“扯平的”,即當與由所有人經營的經濟相比時,進入或許太少,合並或許過多。第二,在多數私人上市公司中,CEO持有一定股份,在一些情形下甚至是最大股東。因此,即使合並削除了他們的控制權收益,他們仍然可以靠現金流增長獲得部分補償。第三,為了其自身的現金流利益,目標企業的股東有動力去通過現金補償(比如金色降落傘[1])買通經理人,以緩和他們的抗拒。相比之下,國有企業的“所有者”(人民)既沒有合法權力也沒有動機去買通行將失去控制權的經理人。第四,在具有私有制的市場經濟中,許多合並和收購可以通過在股票交易所向股東直接發出收購要約來操作。這種機制在國有經濟中不存在。

我的論點也得到某些經驗研究的支援。例如,李洪斌等(Li, Zhang and Zhou, 2005)用來自中國高科技園的面闆數據顯示:盡管效率已成為所有高科技企業生存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同等條件下,國有企業比非國有企業更不可能退出。特別是,金融壓力對國有企業生存的負面效應比對非國有企業生存的負面效應要小,對由中央政府控制的企業生存的負面效應最小。

本文摘自《市場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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