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或惡性）競爭（1）

　　根據福利經濟學的基本定理，每個競爭性經濟都是帕累託有效的；每個帕累託有效配置都可以通過使用市場機制而獲得。市場經濟的效率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廠商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在競爭市場中，一個最大化利潤企業的最優定價原則意味著價格等於邊際成本，後者即社會最優的條件之一。在現實中，由於外部性與市場權力的存在，試圖最大化利潤的努力不總是導致帕累託效率，市場可能失效。然而，在適當的政府干預下，市場競爭仍然可以趨近經濟的配制效率。

　　計劃經濟是無效率的，部分是因為中央計劃者沒有充分信息去作出正確的決策，部分是因為企業不在最大化利潤，這一觀點已被廣泛接受。市場社會主義不拒絕福利經濟學的基本定理。相反，它建立在這些基本定理的基础上（ Stiglitz，1994）。它設想市場競爭可以被完美地植入國有經濟中，且只要國有企業受利潤最大化的動機驅動，社會主義即可以獲得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樣的效率。

　　盡管沒有被人明確加以表述，但這一直是指引中國經濟改革過程潛在的基本理念。中國的國有部門改革始於將決策權（包括對生產、投資和定價的決策權）授予經理人並提供分享獎金與利潤的激勵方案。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經理人的自主權程度是衡量改革進程及其成功的一項基本的官方標準。形形色色的改革政策先後被付諸實施，以提高經理人自主性和市場競爭（Groves 等，1994；張維迎，1997）。其設想是：一旦國有企業管理層能夠自己決策並在市場上互相競爭，改革即大功告成。

　　大致來說，到1995年，大多數部門中的國有企業已幾乎自由決定生產並互相競爭。他們甚至不需要向政府（“所有人”）派發紅利。換句話說，他們享受與其資本主義同行同等的自由，卻不承擔任何股本成本。然而，後果卻令人驚訝，與預期大相徑庭。尤其在90年代後半期，時有報道稱許多國有企業彼此競相壓低價格，產品價格被故意定得低於邊際成本，國有部門蒙受了巨大損失。中國媒體把這種定價行為叫做“惡性競爭”，我稱之為“過度競爭”。過度（或惡性）競爭曾變得如此嚴重，以至於國家經貿委在1998年年中不得不發出一部管理性文件禁止國有企業降價，成為放開價格政策的一次重大倒退。

　　在西方市場經濟中，除了存在占支配地位的廠商試圖通過趕走其競爭者而壟斷市場的情形外，在沒有廠商有望壟斷市場的競爭性部門里，我們極少觀察到如此大規模的過度競爭。為什麼過度競爭存在於轉型的中國經濟之中？在什麼特定條件下， 國有企業會從事此類定價行為？

　　在張維迎和馬捷1999年發表文章中，我們建立了一個探讨這些問題的理論模型。我們的基本論點是，源於所有制的扭曲可能誘使經理人從事過度競爭性行為。在傳統理論中，廠商的目標由利潤函數或某個與利潤成比例的變量概括。利潤最大化可以是對古典資本主義企業或甚至上市的私有企業目標的良好近似。但它肯定不是國有企業目標的良好近似。讓我對此作詳細的解釋。

　　任何經濟決策都會產生收益和成本。完全的私有制可以理解為決策者對經濟決策的收益與成本的完全內化。因此，在公司的範圍內，我們可以用經理人在公司銷售收入中所占份額對其在公司成本中所占份額的比來衡量所有制扭曲。在靜態模型中，這里的收入和成本應該被理解為一項生產決定所導致的永久現金流的貼現值。如果經理人的收入份額用 表示，成本份額用 表示[1]， 則所有制扭曲可以用 來衡量： 意味著沒有所有制扭曲；當 時，扭曲產生。 離1越遠，扭曲越嚴重。

　　我們假定：不論企業的所有權如何，經理人都最大化他自己的效用（等於其個人收入減去個人成本）。在私人所有人控制的企業中， 即經理人對收入和成本均負全責，不存在所有制扭曲。不論市場結構如何，利潤最大化行為都不會導致過度競爭。即使在控制權與所有權分離即 ， 的情況下，只要 ， 仍然成立，則不存在所有制扭曲。在這種情況下，經理人的目標函數仍然等價於利潤最大化，過度競爭不會出現。

　　然而，在經理人的收入份額與其成本份額不等，經理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不同於利潤最大化行為。在靜態古諾模型中，容易證明，當所有權扭曲足夠大時（即 足夠大），經理人的最優選擇將把價格設在邊際成本之下，過度競爭將會發生。這個模型演示在圖5.1中，其中經理人的最優價格低於邊際成本 。此外， 的企業數量越多、需求越有彈性，競爭則更可能過度。

　　

本文摘自《市場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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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收錄了作者16篇重量級文章，分為解讀市場經濟、思考改革過程、理解金融危機、把脈未來發展四個篇章，能使讀者更好地理解市場經濟，堅定對中國市場化改革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