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國内政策向左，國際戰略向右（2）

　　金融監管是這次達沃斯論壇的焦點，各種峰會讨論的一個基本共識，就是金融監管必須加強。目前來看，加強金融監管有三個基本的方向。

　　其一，嚴格控制金融機構自營業務的規模和自由度。其原因在於，這些自營業務不是以實體經濟的客戶為服務對象，而是為金融機構自身的超額贏利服務的，它不僅不公平地得到了政府隐含的金融救助的補貼，而且其經營不善對整個金融體系也產生了巨大的沖擊。通俗地講，這種自營業務是金融機構的自娛自樂，一旦玩得好，其好處都歸大型金融機構所有；一旦玩失手，後果都由納稅人來承擔，因此必須加以限制。

　　其二，必須使金融機構的服務簡單化，其規模也應當縮小。這種規模的縮小不僅表現在金融機構資產的大小上，而且還要嚴格控制這些機構運營的業務範圍。看起來，歐美正力圖回到《格拉斯－斯蒂高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即《1933 年銀行法》）的老路上，要求金融部門的業務面盡量縮小，以隔離風險，便於監管。

　　其三，在金融監管上，各國政策必須協調一致。具體而言，歐美各國不能因互相競争而放松金融監管，不能出現倫敦和紐約競相以松弛的監管來吸引金融業務的格局。

　　在國内經濟問題上，發達國家政策思潮往左轉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大力推進產業政策，希望以這種方式重建經濟發展的基礎，強化實體經濟，淡化包括金融在内的虛擬經濟影響。2010 年達沃斯論壇上的一個重要言論就是，中國在新能源和新型戰略產業領域已經出現了領先的苗頭，因此，發達國家必須迎頭而上。事實上，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發達國家精英人士激勵和刺激國内政策制定者和企業家的說辭，有點類似於當年的蘇聯衛星上天後，西方國家痛下決心趕超時的情形。但不管怎麼講，發達國家政府正在積極幹預和扶持實體經濟的發展。最近爆發的豐田汽車召回事件，依筆者看，一個重要的誘因就是，美歐等國以此大做文章，落井下石，幫助本國企業在競争中獲得先機。

　　在國際政策方面，發達國家的思潮卻在向右轉，即採取實用主義的原則來應對包括中國在内的新興國家的崛起。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公開表示，美國最大的挑戰不是金融危機，也不是碳排放等問題，而是當今世界出現了十幾億人口的迅速發展的市場經濟國家；面對這些國家，美國的任務是如何設計出一套管理全球化的體制，使得這些新興國家的發展與美國的利益相一致，而不是互相牽制。所以，可以預期，發達國家從維護其長期利益出發，對外經濟政策將不拘泥於自由貿易、開放市場等傳統的說教，而將更加務實，更加註重實際利益，更加強調在制度設計上占領先機，從而長期立於不敗之地。

　　

本文摘自《亂世中的大國崛起》

---

　　 金融海嘯、歐債危機、美債危機、北非動亂……
　　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亂世。中國的崛起只能在這個亂世中謀求。
　　亂世如何崛起？這是本書所關心的核心話題。
　　作者以宏觀視野解讀當下亂世的世界格局與中國的應對。從多個角度對現在與未來的中國經濟關鍵問題做了犀利剖析，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主動力作了大膽的思考與預測。
　　作者睿智地指出中國的崛起根本在於自身站穩腳跟，務實地調控經濟運行，堅定地推進改革，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經濟金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