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附加值外向經濟使國人碌碌無為窮困終生（2）

　　在外匯只能由政府獨家持有的狀況下，作為國際債權大國的中國已經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美國成為具有正財富收益的債務國，而中國成了具有負財富收益的債權國。所謂“斯蒂格利茨怪圈”，是指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將本國企業的貿易盈餘轉變成官方外匯儲備，並通過購買收益率很低的美國國債回流美國資本市場；而美國在貿易逆差的情況下大規模接受這些“商品美元”，然後將這些“商品美元”投資在以亞洲為代表的高成長新興市場獲取高額回報。

　　從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看，2011年一季度末，在4.39萬億美元的對外金融資產中，儲備資產占了71%，在2.46萬億美元的對外金融負債中，外國直接投資占了62%。以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計算，我國儲備資產的收益約為3%-5%，外國直接投資在我國的收益平均在20%左右。按此估算，3.04萬億美元的儲備資產年收益約1013億美元，1.53萬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的年收益為3060億美元，相差近3倍，凸顯出我國“負債高成本、資產低收益”的窘境。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張茉楠認為，中國要扭轉這種被動的“負債權國”地位，必須加強人民幣在全球儲備體系中的地位，同時要變中國對美國國債投資為中國對美國實體經濟投資，增強國民財富效應。（張茉楠《中美兩國誰才是真正的“債權國”？》，2011年8月22日《新京報》）

　　道理淺顯明白，問題是真正有價值的實體經濟人家不賣。主動權在人家手里，你手中持有的只是只能由他們印刷的紙幣！因此，真正的變革，必須從改革外向型經濟開始。

　　日本、臺灣、新加坡、韓國等“亞洲四小龍”，乃至於今天印度在IT、制藥、輸出CEO等方面的外向型經濟的成功，都應歸功於他們輸出的是高智力、高附加值產品，人的價值已經在出口產品中得到充分體現。而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輸出的卻是依靠“廉價勞動力優勢”、廉價資源和廉價環境取得“競爭優勢”的低附加值高能耗商品，是以犧牲人權和環境為代價的“賣血經濟”。

　　而“賣血經濟”換回的大量外幣，只能國家持有，於是，用以兌換的人民幣如滔滔江河，源源不斷流入國內市場，使人民幣流動性越來越泛濫，而我們的土地、礦產等又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史無前例”地不能私有化，不能成為吸收流動性的蓄水池和老百姓的“財富倉庫”，於是，大量流動性就橫沖直撞四處投機鑽營，助推物價，又進一步擠壓老百姓的生活。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以來，總共吸收社會流動性23萬億元以上，對穩定物價功不可沒。但是緊接著老百姓又 對房價過高怨聲載道，引發各種各樣的限購限貸政策。結果，房價未降，食品藥品等其他各領域的物價上漲則接踵而致此起彼伏。

　　

本文摘自《2020，我們會不會變得更窮》

---

　　 這是一本全面系統地讀懂中國的書。為什麼經濟增長那麼快，人們的生活卻備感壓力？為什麼物價會那麼高？為什麼中國農民勤勞卻不富有？為什麼知識和財富精英競相移民海外？什麼原因導致道德淪喪、底線失守？壟斷國企的利潤神話可以持續多久？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黃金期”已經過去，我們還有多少個黃金期？今天的我們需要怎樣的改革？……
　　本書以百年的視野看當代中國，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視角。作者將百年中國分成三個時代浪潮：第一個時代浪潮，是基於浪漫理想主義的計劃經濟時代，政治上則是“鬥爭時代”；第二個時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轉入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的“鍍金時代”，一切向錢看，經濟飛速發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飛猛進，但自然環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極大破壞，貧富兩極分化嚴重，許多人失去安全和靈魂的故鄉；第三個時代浪潮，是中華复興的必由之路，政府職能彻底實現由投資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社會進入經濟民營、政治民主、社會法治的“進步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