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速度與通脹和腐敗賽跑（1）
至少從經濟數字上看，中國的財富在突飛猛進地增長。但是，老百姓總感覺到自己的收入趕不上物價的上漲。在《走出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泥潭》）里，筆者從國際貨幣比較等角度談了中國的物價高問題。但這遠遠不夠。正如哲學中所說，內因是變化的依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內因。因此我們還必須全方位地從內部尋找中國大陸高物價的原因。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中國有三股異常強大的力量，一直在朝著推高物價的方向上锲而不舍地“努力”著，至死方休。它們是：高稅收，政府投資主導型經濟，外向型經濟。
幾十年來在中國經濟學界一直有這樣一種說法，即“中國經濟好比是騎自行車，只有快才能穩”。發展的思路：速度優先。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追求一直放在首位，所謂把“蛋糕做大”。經濟學家相信一切問題都能在經濟高速發展中得到解決。當時的提法是：經濟增長速度要與通貨膨脹和腐敗賽跑。發展的方式：政府主導形成投資型政府。投資，消費，出口。兩大一小。投資和出口風水輪流轉，交替著占了50%以上規模。
實際情形卻是：權利不平等的發展只會成為腐敗和通脹的加速器！結果正如因研究民主決策理論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佈坎南的“民主決策邊際效益最優理論”所揭示的那樣：在真正的民主決策體制下，改革的收益和成本為全體民衆共同承擔，而傳統、落後的“少數內部人決策”體制，好處由決策人享有，風險由全社會承擔，往往導致“改革創新”的社會公共風險變得無窮大。以康菲漏油事件的渤海為例，著名海洋保護專家、山東省海洋與漁業廳原副廳長王詩成說，環渤海地區大幹快上的石油化工專案無疑是將渤海彻底推向死亡的邊緣。“上個世紀70年代，渤海還可以捕撈到兩指多長的野生對蝦，當時是渤海的支柱產品，出口創匯換回了很多物資。而現在，早已不見蹤影。”在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員鄒景忠看來，這意味著，渤海的海洋生態系統正逐漸退化。國家海洋局《中國海洋環境質量公報》顯示，渤海海域的錦州灣和渤海灣的海洋生態監控區，在2009年已得到“不健康”的評價，主要體現海洋生境破壞和生物多樣性低。“海灣作為漁場的功能已基本喪失。”國家海洋局如此評價渤海。而在本月（2011年9月）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重化工比重過大，過於集中”這樣的表述也首次出現在中央政府對渤海灣現狀的表述中。（2011年9月27日05:54深圳新聞網-深圳商報）
而據《新世紀》週刊報道，在推進機動車排放標準的過程中，汽車行業的技術革新問題不大，倒是油品質量拖了後腿。環保部敗給石油巨頭——油品質量標準制定的話語權，基本上掌握在中石化、中石油等油企手中，環保部有責無權。官商合一的體制，運動員、裁判員、規則制定者三位一體，這一切似乎不太超出預料，甚至“順理成章”得很。不這樣反倒令人奇怪。類似的本末倒置，在“經濟挂帥”的這個時代，何其多也？
這種權力主導的“市場經濟”，是一種買椟還珠式的“市場經濟”：經濟發展了，環境破壞了，通貨膨脹了，民衆生活壓力更大了，社會矛盾尤其是官民矛盾更多、更尖銳、更不可調和了。經濟增長一定程度上成了掠奪的代名詞，經濟增長速度不僅沒有能夠跑過通脹和腐敗，反而是經濟增速越高，腐敗和通脹加倍高。經濟增長成了腐敗和通脹的加速器。
這是一本全面系統地讀懂中國的書。為什麼經濟增長那麼快，人們的生活卻備感壓力？為什麼物價會那麼高？為什麼中國農民勤勞卻不富有？為什麼知識和財富精英競相移民海外？什麼原因導致道德淪喪、底線失守？壟斷國企的利潤神話可以持續多久？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黃金期”已經過去，我們還有多少個黃金期？今天的我們需要怎樣的改革？……
本書以百年的視野看當代中國，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視角。作者將百年中國分成三個時代浪潮：第一個時代浪潮，是基於浪漫理想主義的計劃經濟時代，政治上則是“鬥爭時代”；第二個時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轉入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的“鍍金時代”，一切向錢看，經濟飛速發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飛猛進，但自然環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極大破壞，貧富兩極分化嚴重，許多人失去安全和靈魂的故鄉；第三個時代浪潮，是中華复興的必由之路，政府職能彻底實現由投資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社會進入經濟民營、政治民主、社會法治的“進步時代”！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中國有三股異常強大的力量，一直在朝著推高物價的方向上锲而不舍地“努力”著，至死方休。它們是：高稅收，政府投資主導型經濟，外向型經濟。
幾十年來在中國經濟學界一直有這樣一種說法，即“中國經濟好比是騎自行車，只有快才能穩”。發展的思路：速度優先。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追求一直放在首位，所謂把“蛋糕做大”。經濟學家相信一切問題都能在經濟高速發展中得到解決。當時的提法是：經濟增長速度要與通貨膨脹和腐敗賽跑。發展的方式：政府主導形成投資型政府。投資，消費，出口。兩大一小。投資和出口風水輪流轉，交替著占了50%以上規模。
實際情形卻是：權利不平等的發展只會成為腐敗和通脹的加速器！結果正如因研究民主決策理論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佈坎南的“民主決策邊際效益最優理論”所揭示的那樣：在真正的民主決策體制下，改革的收益和成本為全體民衆共同承擔，而傳統、落後的“少數內部人決策”體制，好處由決策人享有，風險由全社會承擔，往往導致“改革創新”的社會公共風險變得無窮大。以康菲漏油事件的渤海為例，著名海洋保護專家、山東省海洋與漁業廳原副廳長王詩成說，環渤海地區大幹快上的石油化工專案無疑是將渤海彻底推向死亡的邊緣。“上個世紀70年代，渤海還可以捕撈到兩指多長的野生對蝦，當時是渤海的支柱產品，出口創匯換回了很多物資。而現在，早已不見蹤影。”在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員鄒景忠看來，這意味著，渤海的海洋生態系統正逐漸退化。國家海洋局《中國海洋環境質量公報》顯示，渤海海域的錦州灣和渤海灣的海洋生態監控區，在2009年已得到“不健康”的評價，主要體現海洋生境破壞和生物多樣性低。“海灣作為漁場的功能已基本喪失。”國家海洋局如此評價渤海。而在本月（2011年9月）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重化工比重過大，過於集中”這樣的表述也首次出現在中央政府對渤海灣現狀的表述中。（2011年9月27日05:54深圳新聞網-深圳商報）
而據《新世紀》週刊報道，在推進機動車排放標準的過程中，汽車行業的技術革新問題不大，倒是油品質量拖了後腿。環保部敗給石油巨頭——油品質量標準制定的話語權，基本上掌握在中石化、中石油等油企手中，環保部有責無權。官商合一的體制，運動員、裁判員、規則制定者三位一體，這一切似乎不太超出預料，甚至“順理成章”得很。不這樣反倒令人奇怪。類似的本末倒置，在“經濟挂帥”的這個時代，何其多也？
這種權力主導的“市場經濟”，是一種買椟還珠式的“市場經濟”：經濟發展了，環境破壞了，通貨膨脹了，民衆生活壓力更大了，社會矛盾尤其是官民矛盾更多、更尖銳、更不可調和了。經濟增長一定程度上成了掠奪的代名詞，經濟增長速度不僅沒有能夠跑過通脹和腐敗，反而是經濟增速越高，腐敗和通脹加倍高。經濟增長成了腐敗和通脹的加速器。
本文摘自《2020，我們會不會變得更窮》
這是一本全面系統地讀懂中國的書。為什麼經濟增長那麼快，人們的生活卻備感壓力？為什麼物價會那麼高？為什麼中國農民勤勞卻不富有？為什麼知識和財富精英競相移民海外？什麼原因導致道德淪喪、底線失守？壟斷國企的利潤神話可以持續多久？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黃金期”已經過去，我們還有多少個黃金期？今天的我們需要怎樣的改革？……本書以百年的視野看當代中國，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視角。作者將百年中國分成三個時代浪潮：第一個時代浪潮，是基於浪漫理想主義的計劃經濟時代，政治上則是“鬥爭時代”；第二個時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轉入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的“鍍金時代”，一切向錢看，經濟飛速發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飛猛進，但自然環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極大破壞，貧富兩極分化嚴重，許多人失去安全和靈魂的故鄉；第三個時代浪潮，是中華复興的必由之路，政府職能彻底實現由投資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社會進入經濟民營、政治民主、社會法治的“進步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