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離我們還有多遠？（3）

　　這是不是表示經濟學家必須面帶愚蠢的微笑，並且讓看不見的手去處理欠發達國家的污染和饑餓問題呢？不是的。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中更充分地讨論污染問題，但是現在的經濟學家必須承認，污染問題常常代表了亞當-斯密簡單模型的漏洞。可以把污染看做經營的成本，但是，如何區分煙霧污染與勞動力成本、機器成本或租金呢？公司要支付後3項成本，它們是公司運營的“內部”事務，但公司不會為污染付費。這是一個“外部”效應，它由社會來埋單，大衆要付出呼吸污濁空氣的代價。結果呢？制造商生產的商品大大超過了它應該生產的數量，因為生產成本要比它真實的成本低。為了得到理想的生產數量，除了承擔正常的成本外，制造商還要被迫承擔污染環境的成本。為達到此目的，經濟學家通常建議徵收污染稅。

　　馬爾薩斯陷阱似乎更貼近於欠發達國家的情況，在這些國家，良好的公共醫療保健設施減少了死亡率，但它們的出生率依然居高不下。但是，盡管存在著悲觀主義，在過去的20年里，由於教育宣傳、節育補貼，以及伴隨著經濟發展自然實現的“人口變遷”，許多貧窮國家的人口出生率已經下降。在巴西，一些社會科學家將驚人的出生率下降歸功於從電視節目中展現出來的中產階層的態度，這種出生率下降挫敗了20世紀70年代的預言。另一方面，降低出生率的做法在有些社會是備受爭議的。在中國，政府降低出生率的政策好像特別嚴厲，而在其他國家控制生育的政策是蔑視傳統和違背宗教戒律的。盡管如此，在斯里蘭卡、中國、印度尼西亞和印度的幾個邦人口出生率還是獲得了大幅的下降。新加坡觀察到華裔的出生率驟然下降，且速度太快，以至於開始擔心人口負增長的問題。在“兩個孩子足矣”這個口號喊了20年之後，新加坡官方宣佈：“三個孩子不嫌多，再多也行，只要你能養得起！”

　　同時，貧窮的國家正在提高它們的農業產量。中國和印度的人口超過世界人口的40%，以及貧困人口的大部分。然而，在最近的15年里，這兩個國家都在農業上實現了接近自給自足的水平。1978年，中國開始調整其農業部門的結構，從中央計劃的生產單位轉變成權力下放的市場主體。隨著最終允許浮動，價格成為中國農業生產的經濟信號，產量也實現了大發展。

　　

本文摘自《經濟學大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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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的200年里，經濟學作為一門相對年輕的學科，伴隨著社會發展、人類歷史沿革、技術革命、經濟循環、政治變遷等，從高居神壇之上到現在走入尋常人的生活，其發展歷程既充滿了跌宕起伏，也伴隨著無數褒獎和爭議。
　　150多年以前，蘇格蘭評論家託馬斯R26;卡萊爾給經濟學貼上了“沉悶的科學”的標簽，但在本書的作者託德看來，完全不是這樣。本書就像一部有溫度、有質感的黑白紀錄片，不僅清晰地梳理了數位歷史上有分量、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的思想和經典理論，生動地講述了他們的人生故事，而且用一定的筆墨，介紹了此大師與彼大師的個人關係以及在學術觀點方面的交鋒，將一幅比較完整的經濟學人和經濟學思想的歷史畫卷，栩栩如生地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