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鹽：被鹽商打破的權力平衡（2）
張居正之所以拒絕龐尚鵬入閣，根本原因是權力之爭。其重要原因則在於張居正改革集團內部的核心成員，如王崇古、張四維等人就出身於鹽商家族，鹽商憑借雄厚的財力影響著政局。龐尚鵬得罪了鹽商也就意味著得罪了張氏集團。明政府的鹽業政策，在某種程度上也促進了鹽商勢力的增長。
因為食鹽屬於生活必需品，產鹽地和售鹽地之間的差價極大，使得販賣私鹽自西漢開始非常盛行。西漢對販私鹽者砍掉左腳趾，以後處罰越來越嚴，東漢末年起凡是販私鹽者無論多少皆是死刑。歷朝歷代對販私鹽的處罰輕重，多是根據販鹽量的多少而定，但以斤論死刑則成為主流。
可以說歷朝歷代對於鹽非常看重，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決定了政治、經濟的走向，更影響了政局的發展。如果不是因為鹽，明萬歷初期的政壇上張居正很可能不會“一股獨大”。
張居正拒絕重用龐尚鵬後沒有幾年，龐尚鵬便去世了。之前，龐尚鵬被張居正貶職在家，原因就是在著名的“張居正違制”的政治鬥爭中，他站在了大部分朝臣一邊得罪了張居正。在此之前，龐尚鵬還有一次被貶，被貶的原因就是鹽。
龐尚鵬比張居正更早地推行了一條鞭法，對其中的利弊有著更深的認識。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是在全國層面上進行的，並沒有具體執行的經驗，對於一條鞭法的優缺點體味並不深刻。正是這種不足，使得他過分地看重此法，對反對者正確的意見並沒有認真吸取，造成流民在更大範圍內出現，最終明朝亡於流民之手。
朱元璋對鹽非常重視。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二月，朱元璋就在被剿滅的張士誠的地盤設立了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鹽的生產由竈戶負責，進入“竈籍”。洪武時期竈戶大概有9.2150萬戶，竈丁27.0843萬人；弘治時期竈戶為12.0244萬戶，竈丁35.1981萬人；嘉靖萬歷時期竈戶為8.2502萬戶，竈丁41.3051萬人。按照明代一個竈丁，三個幫貼推算，洪武時期專門從事煎鹽的人達百萬以上。
與鹽戶相關的柴夫、馬夫、割草夫、運水夫、其他相關材料的供給者、運輸者，以及洪武時期官方主管的大鹽和豫晉兩省的小鹽相關從業者可達200萬人以上，如果算上硝鹽、軍鹽的從業者，這個數字還會再增加百萬。
在封建社會，給政府做工是件苦差事，國家可以以各種理由剥奪你應有的權利，所以，竈戶的社會地位比較低，逃亡者在朱元璋時期就已經出現，一經發現杖打八十。假如竈戶出身的人真的當了官，為了免去賤民的尴尬，買地買田假冒“民籍”，被發現後，官也當不成了，發回原籍重新當竈戶。
明初，鹽的生產組織是以“戶”為單位的，隨著時間的發展，由於生育率、體格等原因（一丁辦鹽三十引者，有七、八丁亦辦鹽三十引者），竈戶出現了較大的貧富分化，為了增加鹽稅收入附帶解決貧富兩極分化問題，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兩淮鹽場開始按“丁”徵稅，隨後推廣到全國。朱元璋的舉措從根本上改變了歷史，並對日後的“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等都有借鑒意義。
鹽自古就是重要的經濟物資。商週時期鹽業實行自由經營，自秦漢開始官方壟斷鹽業。唐代中後期，劉晏對鹽法進行了改革，商人可以到鹽場購買食鹽進行售賣。分界銷售出現自劉晏時期，引制開始於宋代。鹽引就是政府發給行銷鹽的商人繳納過路費的憑證。引的作用是區別鹽的售價以及賣鹽的地界。宋代的鹽引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因此，並未實行專賣制度。到了明代，開始實行專商引岸制，即指定商人將鹽運到指定的銷售地點。
本書從明朝的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入手，講述明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從而，講述了作為當時世界第一經濟、軍事、文化強國的明朝為何失敗。
因為食鹽屬於生活必需品，產鹽地和售鹽地之間的差價極大，使得販賣私鹽自西漢開始非常盛行。西漢對販私鹽者砍掉左腳趾，以後處罰越來越嚴，東漢末年起凡是販私鹽者無論多少皆是死刑。歷朝歷代對販私鹽的處罰輕重，多是根據販鹽量的多少而定，但以斤論死刑則成為主流。
可以說歷朝歷代對於鹽非常看重，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決定了政治、經濟的走向，更影響了政局的發展。如果不是因為鹽，明萬歷初期的政壇上張居正很可能不會“一股獨大”。
張居正拒絕重用龐尚鵬後沒有幾年，龐尚鵬便去世了。之前，龐尚鵬被張居正貶職在家，原因就是在著名的“張居正違制”的政治鬥爭中，他站在了大部分朝臣一邊得罪了張居正。在此之前，龐尚鵬還有一次被貶，被貶的原因就是鹽。
龐尚鵬比張居正更早地推行了一條鞭法，對其中的利弊有著更深的認識。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是在全國層面上進行的，並沒有具體執行的經驗，對於一條鞭法的優缺點體味並不深刻。正是這種不足，使得他過分地看重此法，對反對者正確的意見並沒有認真吸取，造成流民在更大範圍內出現，最終明朝亡於流民之手。
朱元璋對鹽非常重視。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二月，朱元璋就在被剿滅的張士誠的地盤設立了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鹽的生產由竈戶負責，進入“竈籍”。洪武時期竈戶大概有9.2150萬戶，竈丁27.0843萬人；弘治時期竈戶為12.0244萬戶，竈丁35.1981萬人；嘉靖萬歷時期竈戶為8.2502萬戶，竈丁41.3051萬人。按照明代一個竈丁，三個幫貼推算，洪武時期專門從事煎鹽的人達百萬以上。
與鹽戶相關的柴夫、馬夫、割草夫、運水夫、其他相關材料的供給者、運輸者，以及洪武時期官方主管的大鹽和豫晉兩省的小鹽相關從業者可達200萬人以上，如果算上硝鹽、軍鹽的從業者，這個數字還會再增加百萬。
在封建社會，給政府做工是件苦差事，國家可以以各種理由剥奪你應有的權利，所以，竈戶的社會地位比較低，逃亡者在朱元璋時期就已經出現，一經發現杖打八十。假如竈戶出身的人真的當了官，為了免去賤民的尴尬，買地買田假冒“民籍”，被發現後，官也當不成了，發回原籍重新當竈戶。
明初，鹽的生產組織是以“戶”為單位的，隨著時間的發展，由於生育率、體格等原因（一丁辦鹽三十引者，有七、八丁亦辦鹽三十引者），竈戶出現了較大的貧富分化，為了增加鹽稅收入附帶解決貧富兩極分化問題，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兩淮鹽場開始按“丁”徵稅，隨後推廣到全國。朱元璋的舉措從根本上改變了歷史，並對日後的“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等都有借鑒意義。
鹽自古就是重要的經濟物資。商週時期鹽業實行自由經營，自秦漢開始官方壟斷鹽業。唐代中後期，劉晏對鹽法進行了改革，商人可以到鹽場購買食鹽進行售賣。分界銷售出現自劉晏時期，引制開始於宋代。鹽引就是政府發給行銷鹽的商人繳納過路費的憑證。引的作用是區別鹽的售價以及賣鹽的地界。宋代的鹽引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因此，並未實行專賣制度。到了明代，開始實行專商引岸制，即指定商人將鹽運到指定的銷售地點。
本文摘自《翻翻明朝的老賬》
本書從明朝的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入手，講述明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從而，講述了作為當時世界第一經濟、軍事、文化強國的明朝為何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