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索託指引窮人富強路（2）

　　反對農民土地和房屋私有化的理由很多，其中一個常見理由，是它會導致土地兼並，貧富愈加懸殊。中歐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許小年對此提出反驳：“讀史可知此說之謬。歷代地主豪強的形成大致有三途徑：1.皇帝賞赐或分配土地給宗室、勳臣、官員；2.權貴官僚階層將稅負徭役轉嫁於自耕農，致後者貧困破產，典賣土地；3.商賈巨富勾結官府，巧取豪奪。土地兼並之禍在於特權，而非私權。”今天，“土地兼並之禍在於特權，而非私權”的判斷依然成立，甚至可謂“俯拾皆是觸目驚心”。鳳凰網財經曾經做過一個土地改革專題，在專題中，陳志武教授認為：“土地集體所有制使得土地實際控制權都集中在少數人的手里，變相限制農民自由，已經讓一些農民一無所有、老無所依，而且成為社會動亂的核心根源。土地私有制要分兩步走，先建立土地流轉再把真正所有權歸還農民。”陳志武認為，“說‘人類文明是從私有制過渡到公有制’，是違背歷史事實，也違背人追求自由的本性。沒有私有就沒有人的自由。文明進程使私有制不斷細化深化 ，而不是倒退回公有。古代不同形式的公有是勞動產出太低時為了生存，不得已而為之。現在物質豐富了，反倒要回頭公有？”其實所謂的公有，最後結果一定是官僚集團所有。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毛振華認為：“過去一直有一種判斷，認為不允許農村土地（包括宅基地）產權歸農民，是為農民工失業返鄉留下的最後保障，持此觀點者經常會談及歷史上流民引發的農民起義，進而論證農村土地不能交易是中國社會穩定之策。但他們不了解，八〇後進城農民工，絕大多數已不再返鄉生活。使土地沒有交易價值只是傷害農民利益！沒有產權不能交易，沒有交換價值，這是關鍵。六十多年來，我們經歷了三次剪刀差：毛時代的城鄉產品剪刀差，鄧時代的城鄉收入剪刀差，後鄧時代的城鄉資產剪刀差。這三次剪刀差，支撐了中國早期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形成了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比較成本優勢，提供了中國高速工業化城市化的廉價土地資源。”也就是說，我們一直在犧牲農民換取所謂的發展，但把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註意是身份意義而非職業意義上的農民）抛在後面的發展，不可能帶來真正可持續的穩定發展。還有一種反對土地私有化的理由是保護耕地。對此，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說：“如果說在都給定同樣的條件，同樣的政治體制、憲政制度、法律制度的情況下，我們就要比較，到底是集體產權更有利於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呢，還是私人產權更有利於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呢，我想應該是後者。”

　　2011年9月28日，經濟思想界“京城四老”（吳敬琏、厲以寧、茅於轼、劉國光）之一的厲以寧先生在演講中稱，必須要讓農民擁有房屋產權，使房子、宅基地可以抵押，以彌補物質資本差距。由於城鄉之間存在巨大物質資本差距，導致了一系列不平等，最終體現在下一代不平等。而全面不平等的後果是造成了社會階層固定化和職業世襲化。（《廣州日報》）

　　中國問題一半以上還是三農問題，中國農民勤勞而不富有的根源，是土地和房屋的獨立產權沒有確立，導致文明和財富無法“還鄉”，形成農民和城市居民身份、地位、財產權利的長期割裂。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其實不在於名義上所有。城市土地也都是國家所有。持此論者，不知道一個根本的區別：農村的土地房屋名為集體所有，有十分具體的代表人（村官）；城市的土地名為國家所有，具體的代表是法律。由法律所“代表”的，法律是公正的，不會直接去剥奪使用權人；但是由具體的個體去代表的，則普遍存在著這些掌握實權的個體——村官勾結上級上上級上上上級乃至上上上上級官員，將“所有權”淩駕於村民的使用權之上，予取予奪。而且，土地和房屋只能在小範圍內的村民之間交易，使外來力量無法參與對這些權利的保護，僅憑中國社會里組織資源和財富資源都最為弱小的村民自我保護，力量微弱，不堪一擊。再者，由於農民的土地、房屋不能向銀行抵押貸款，不僅使農民失去財產資本化的機會，同時也使他們的土地、房屋等財產權利彻底失去了來自現代龐大的金融組織力量的保護。這一切，使農民的土地、房屋等最基本的財產權利被陷於孤島之中，風雨飄搖，脆弱不堪。

　　

本文摘自《2020，我們會不會變得更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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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本全面系統地讀懂中國的書。為什麼經濟增長那麼快，人們的生活卻備感壓力？為什麼物價會那麼高？為什麼中國農民勤勞卻不富有？為什麼知識和財富精英競相移民海外？什麼原因導致道德淪喪、底線失守？壟斷國企的利潤神話可以持續多久？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黃金期”已經過去，我們還有多少個黃金期？今天的我們需要怎樣的改革？……
　　本書以百年的視野看當代中國，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視角。作者將百年中國分成三個時代浪潮：第一個時代浪潮，是基於浪漫理想主義的計劃經濟時代，政治上則是“鬥爭時代”；第二個時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轉入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的“鍍金時代”，一切向錢看，經濟飛速發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飛猛進，但自然環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極大破壞，貧富兩極分化嚴重，許多人失去安全和靈魂的故鄉；第三個時代浪潮，是中華复興的必由之路，政府職能彻底實現由投資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社會進入經濟民營、政治民主、社會法治的“進步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