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鹽：被鹽商打破的權力平衡（3）

　　朱元璋又實行“開中制”，商家負責運糧到邊關，政府則給鹽引，商人拿著鹽引到產鹽區取食鹽，之後到指定地區銷售。實行過程中，以自願為主，政府不用行政命令強迫，考慮商人利益也較為全面，兼顧了糧食的生產、收購、運輸、往返路程的食宿和旅費，以及人工費用等。

　　然而，軍糧儲運地點在北部、西北、西南等邊關重鎮，而支取食鹽的地方卻在東部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為此，商人要想獲得利潤就需要付出極大的金錢成本、時間成本，以及冒其他不可預知的各類風險，如人身安全和損害健康等。

　　鹽商獲取利潤的關鍵，是每引可兌換的糧食和財政補貼。假如每引的鹽無論是淮鹽還是浙鹽都是200斤，根據距離的遠近兌換的糧食數量肯定會不同。例如淮鹽，如果運到臨濠府府倉則可以兌換5石米，運到通州是2石米。浙鹽運到大同、太原、通州可兌換的糧食就分別為0.8石、1石、4石、1.8石。理由很簡單，在距離上浙鹽產區相對北方更近一些。

　　鹽引運糧的出現主要是為了邊關糧食供給。它彌補了明初軍事墾田與墾田收入之間的時間差。但因明初朱元璋父子對於軍田的重視，以及軍田的大規模開發，“開中法”在軍糧上的比重不高，否則，朱元璋也不會說出不費民間一粒米的自誇之詞。

　　所以，在朱元璋時代鹽引發放並不多，有的年份一例都沒有，有的話最多也只是四例。

　　但其後隨著軍田荒廢並被文武官員、太監、皇室、官商家族等大規模兼並，軍田已經難以供給邊關。為此，鹽引的發放越來越多，鹽引運糧的重要性大大提高。

　　其後鹽商分化為邊商和內商。邊商（以陝商、老晉商為主）交錢得到鹽引，內商（以徽商、晉商為主）則負責看守鹽場和取鹽。因此，邊商和內商都開始在九邊、產鹽區（如揚州、杭州等）附近定居。到了弘治五年（1492年）葉淇變革鹽法，實行了“折色開中”，商人可以不再運輸糧食，只需繳納銀兩就可以得到鹽引。其後一條鞭法實行，國家又開始實行了賦役代銀、邊饷銀制等制度，最終促使陝商、晉商和徽商等商幫的興起與沒落。

　　在國家層面，鹽更到了影響國家財政稅收的地步，這個問題解決不好，直接關係到政府對於各項事務的財政支出。萬歷年間的戶部尚書李汝華統計：國家稅收400萬兩，其中鹽稅占一半，兩淮68萬兩，長蘆18萬兩，山東8萬兩，兩浙15萬兩，福建2萬兩，廣東2萬兩，雲南3.8萬兩。如果加上不進入專門儲存白銀的太倉庫的河南12萬兩，以及川陝等地的鹽稅的話，全國鹽稅達240多萬兩。

　　鹽的重要性還在於高額的利潤，其利潤率可以達到200％以上。正是這一原因，明中後期發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

　　

本文摘自《翻翻明朝的老賬》

---

　　 本書從明朝的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入手，講述明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從而，講述了作為當時世界第一經濟、軍事、文化強國的明朝為何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