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過渡時期匯豐淡出“準中央銀行”的部署..

    踏入過渡時期，香港英資財團紛紛急謀應變對策，兩家總部設在香港的最大英資財團——怡和及匯豐，均加緊部署集團國際化戰略，從一家以香港為基地的本地公司蛻變成一家海外跨國公司，以便在香港建立起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略態勢。不過，與怡和相比，匯豐的部署更低調、更缜密。
    匯豐淡出“準中央銀行”的第一步，是1987年7月15日與香港政府金融事務科簽訂“新會計安排”。根據協定，匯豐須在港府外匯基金開設一港元帳戶，並在此帳戶保持一餘額，其數量不得少於銀行體系所有其他銀行結算戶口總淨額；戶口內的貸款餘額不計利息，若餘額降至結算淨額以下，匯豐須就此差額向外匯基金付利息；外匯基金可酌情使用該戶口，結算其與匯豐及其他持牌銀行所進行的港元交易。
    “新會計安排”實際上從兩個方面削弱了匯豐的特權： 其一，將對銀行體系結算餘額的控制和支配權，從匯豐銀行轉移到外匯基金，此舉無疑強化了外匯基金控制銀行同業市場的能力；其二，將過去憑藉管理結算而獲得的壟斷利潤從匯豐銀行轉移到外匯基金，由於匯豐須在外匯基金開設一港元戶口，其餘額不得低於銀行體系其他銀行的結算淨額，否則匯豐須向外匯基金支付利息，這樣匯豐就喪失了免息使用其他銀行貸方餘額的特權。匯豐主動淡出準央行地位，表明它將逐步放棄香港的特殊地位，邁向國際化。
    1989年8月22日，匯豐銀行在公佈業績時，宣佈了兩項重要改革措施： 其一是修訂長期沿用的匯豐銀行條例；其二是根據公司法重新註冊，並改名為“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The Hong Kong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td.）。匯豐的解釋是： 匯豐銀行的組織章程自1865年以來並無大的變化，匯豐銀行是香港上市公司中唯一按其本身條例而非公司法註冊成立的，而公司法的規定除極少數外，均不適用於匯豐銀行。
    1990年12月17日，匯豐銀行主席蒲偉士（右）在記者會上
    宣佈匯豐重組，變相遷冊英國倫敦。
    由於這種區別，匯豐往往被視為享有特權，而這種特殊的性質使匯豐在海外發展時遇到不少麻煩。因此，匯豐決定對匯豐銀行條例作出若幹修訂，使之現代化，令香港公司法適用於匯豐，從而進一步擺脫準中央銀行的形象，為匯豐的國際化戰略掃除障礙。當時，匯豐主席蒲偉士表示：“歷史遺留下來的事實屬異常而不符合現代化做法，雖然匯豐持有不同看法，但不時有人認為此種做法令匯豐享有特殊或特權地位，匯豐亦同意此種情況過時而令人混淆，因此必須修例而達致現代化。”
    匯豐的修章行動顯然是其淡出準央行的又一重要步驟。香港輿論認為，此舉顯示匯豐的深謀遠慮，是為匯豐日後的遷冊及海外發展作準備。因為根據匯豐銀行條例，匯豐的總部必須設在香港，匯豐若要進行任何重大改組，很多需要立法局批準，這對匯豐不利。匯豐希望以淡出準央行、放棄特權，換取對銀行日後發展的更大自由，以適應九七的轉變。〔4〕
    在完成淡出準央行的兩個重要步驟後，匯豐即著手進行集團結構重組。1990年12月17日，匯豐銀行在暫時擱置與英國米特蘭銀行合並計劃後不久，宣佈結構重組，主要內容是：
    （1） 將匯豐屬下一家設在倫敦的公司，升格為集團的控股公司——匯豐控股有限公司（HSBC Holdings PLC），持有匯豐在世界各地包括香港的全部資產。匯豐控股在英國註冊，但總部設在香港，管理及控制由香港方面負責；
    （2） 匯豐銀行現已發行股份轉移到匯豐控股名下，匯豐銀行股東將成為匯豐控股股東，匯豐控股將發行新股，每4股匯豐銀行股份將換1股匯豐控股，將原有股數削減3/4，以利在海外上市；
    （3） 匯豐控股將取代匯豐銀行在香港及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並以香港為第一上市市場；
    （4） 匯豐銀行成為匯豐控股的全資附屬公司，仍維持在香港註冊，負責香港地區的業務。
    匯豐的結構重組，實際上是繼怡和之後的變相遷冊，將控股公司和註冊地遷到倫敦，這在香港引起相當程度的震動。對此，匯豐發表聲明進行解釋。根據匯豐的聲明，匯豐結構重組的原因主要有兩點： 一是推進集團國際化的需要，二是應對香港九七的轉變。以匯豐主席蒲偉士的一句話概括，是“政治形勢促成的商業決定”。〔5〕
    匯豐主席蒲偉士在接受訪問時解釋說：“很多像匯豐這樣規模的銀行，都會成立控股公司，把附屬公司納於一統，由於現時匯豐仍未有成立控股公司，海外的銀行監管機構和外國法律界人士都感到混亂，這個問題在與英國米特蘭銀行商談合並，及在美國進行投資時均曾造成困難，目前匯豐的公司組織架構，是國際化發展的一重障礙。”
    蒲偉士還解釋說： 我有信心一國兩制可行，但這是建基於兩個假如——一、 假如中央和香港能建立彼此諒解的關係；二、 假如雙方能理智地處事。愈接近九七，假如雙方互不諒解，別人會開始懷疑匯豐的未來實力；當匯豐無法在國際金融界順利運作，業務呈現衰弱，甚至資金外流，港匯備受壓力，若耽誤至離九七前一兩年才急急進行改組，我認為那便太遲了，因此我們有理由早做安排。〔6〕
    匯豐變相遷冊後，香港輿論對匯豐繼續擔任“準中央銀行”的角色提出不少質疑。《香港經濟日報》的政經短評就指出：“以匯豐財力及其從香港多年取得的經營利益，理應義無反顧地協助穩定香港的經濟大局，但在遷冊之後令角色變換，在形迹上已減輕匯豐對香港的承擔，未免令人有更多的憂慮”。〔7〕《信報財經新聞》的政經短評則認為：“由於匯豐對香港前景已起戒心，香港政府與匯豐的關係應進行調整。……我們認為，港府應從速培養對香港有歸屬感的銀行，以分擔匯豐在香港金融業上扮演的角色”。〔8〕有評論甚至指出： 匯豐遷冊所造成的最大影響，相信是喚醒中國銀行的“接班”意識，以當仁不讓的姿態迎接九七的到來，中銀集團在香港金融業的地位會逐步加重。〔9〕
    實際上，匯豐也充分意識到這一點，1988年的“新會計安排”、1989年的修章行動，就是其淡出準央行的重要步驟。1992年6月，港府設立流動資金調節機制，匯豐將“最後貸款者”的職能轉移給外匯基金。1996年12月，金融管理局設立即時支付結算系統，匯豐卸去中央票據結算系統管理銀行的職能。至此，匯豐完全淡出“準中央銀行”角色，香港的金融體制發生深刻變化。

本文摘自《香港金融業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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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金融中心的前世今生　　金融業界的風雲人物,港幣匯率機制形成的軌迹,亞洲金融危機的當代啟示……　　本書從歷史的角度，對一個半世紀以來香港金融業的演變、發展脈絡進行細致的梳理和深入的剖析，從中探索香港金融業發展的一般規律、香港金融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以及1990年代中期以來香港金融業面臨的挑戰和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