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供不應求與股市迅速升溫（1）

    自香港政局日漸走出1967年暴動的陰霾後，股票市場便迅速反彈，成交量和股票價格更屢創新高。對於這時期股票市場由冷轉熱，並且急速飆升的情況，不同人士提出了不同的解釋。整體上，我們可以歸納為六大原因，它們分別是：（一）局勢穩定；（二）外資湧入；（三）本地遊資充裕；（四）銀行“水浸”（存款過多）；（五）經濟發展前景樂觀；及（六）股票供應量過少。以下讓我們逐點加以分析。
    1966年及1967年的暴動，曾經使很多香港市民感到人心惶惶不可終日，部分稍有財力的市民甚至選擇離開香港，寧可移居他國做“二等公民”，也不願再留在香港，勞動（就業）及物業市場更顯得疲不能興、積弱不振。不論是那些曾經參與暴動的人，還是那些逆來順受的普通市民，他們均直接間接、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傷害（鄭郁郎，1967；週奕，2002）。正因如此，他們對暴動後的和平穩定特別期待，也倍感珍惜，這或者正是“民心思治”的一種結果。事實上，自踏入1968年起，不論是外圍的中國政局、國際形勢或內部的香港社會，都出現了一片渴求和平、呼喚和諧的聲音。這種氣氛，對投資者來說顯然是十分重要的。
    去年香港政治局勢穩定，年來由內地供應香港的生活物資和其他出口商品也大為增加，從而使香港各行工商業發展起來，這是股市交投活躍的一個基本因素。（《星島日報》，1970年2月8日）
    由於香港社會穩定，法制健全，加上經濟發展成績卓著，很多原先因政局不穩而外流的資金，便在1968年起陸陸續續重投香港市場，而東南亞各國自60年代起出現的連串政局不穩事件，也間接加速資金回流香港的步伐。另一方面，香港一直扮演著溝通海內外華人社會的中介角色。這個角色，除了凸顯在商業貿易方面外，也可反映在資訊互通和財物匯兌上。
    很多財經雜志或報章都有報道，歐、美、澳或東南亞國家如新加坡、印尼、菲律賓、越南等地的華人，對本地經濟特別有興趣，他們甚至視香港為“資金安全區”（The China Mail, 9 January 1969）。正因為香港一向給予海外華人讨好的“形象”，又兼具溝通內外、連接東西的角色，大批海外資金也“因利乘便”地蜂擁到港，尋求更好的出路。
    “積谷防饑”或“勤儉致富”一類重視儲蓄的傳統，一向是華人社會廣為傳頌的美德。自50年代本地工業起飛後，普羅市民的收入也相對地提升了。雖然居民收入有所增加，但他們“晴天打好雨天柴”的憂患意識仍然十分強烈。他們的收入除了扣除必要開支外，大多儲存下來。到了60年代末，這批積蓄已達天文數字了（《星島日報》，1968年10月15日）。從另一角度上看，經濟急速成長自然引來通貨膨脹。如果把積蓄放在銀行，微薄的利息明顯無法抵消通脹所帶來的損失。結果，精明的投資者乃希望尋找一些可跟隨經濟發展步伐的投資管道，而股票市場正是當時其中一個“新興玩意”。
    在外資持續湧入而本地儲蓄又有增無減的情況下，本地銀行也出現了“水浸”現象。西諺有雲，“銀行家是最精明的投資者”。在存款充裕的環境下，銀行一方面降低存款利息，另一方面則放寬了借貸條件，讓客戶的存款變成他們“賺錢的工具”，當中又以對“孖展買賣”（股票押款）的規定，變得較為進取。據一些不願透露身份的資深經紀回憶，60年代末、70年代初，銀行對信譽及營運紀錄良好的客戶（經紀行），押款借貸做得很“鬆手”，幾乎是做了“黃大仙”（有求必應），利息也較優惠。由於借貸手續較易，加上成本偏低，炒賣活動也變得特別活躍（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
    暴動平息後的1968年，香港貿易進出口總值仍持續上升了6.08%，達157億元。俟後的增長速度更加淩厲。1969年的貿易總值是185億元，增幅為17.83%；到1970年，更攀升至220億元，增幅為18.92%（《經濟年鑒》，1967～1970）。由於經濟發展步伐迅速，很多企業都大舉增加投資、擴充業務。當中又以“船王”包玉剛在1969年10月30日宣佈以8250萬元訂購11艘總排水量達150萬公噸新船的訊息，最為轟動，也最振奮民心。這些訊息使人想到商界對香港經濟發展的前景頗為樂觀，而投資信心亦已全面恢復（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1 October 1969）。
    還有一點值得註意，由於香港證券交易所一向對上市公司的審批十分嚴格，使市場上的股票供應量不足。舉例說，1968年的上市公司約有59家，1969年雖上升至73家，但是，可供選擇的股份仍頗為有限（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691970）。如果扣除部分不活躍及部分落入大戶手中的股票不計算的話，真正可以在市場中流通買賣的，著實不多，這便形成一個供求失衡的現象。也即是說，在持續供不應求的情況下，股票價全線上升自然也顯得“有迹可尋、理出有因”了（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2 October 1969;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8 December 1969）。
    事實上，受到各方面利好訊息的刺激，股票價格也持續上揚，而升勢更是浪疊浪，洶湧澎湃。1969年10月底《星島日報》的一篇專訊，既精簡地描述股票買賣屢創新高、股市氣氛日見炽烈的情況外，也扼要地總結了當時股市“熱浪逼人”的某些重大原因。該報道摘錄如下：
    昨（10月30）日是本港股票市場一個十分轟動的日子，畅旺之勢極為罕見，半日交易額已有2600萬元，整日交易額更是天文數字，達4160萬元的高峰，這是香港有股票交易所以來的最新紀錄。股市如斯狂熱，是由（一）香港局勢穩定，各階層人士均認識到股票是一種穩妥投資，購買者極為普遍。（二）香港遊資過多，外圍資金仍陸續湧來，加入股市活動。（三）香港股票項類不多，任何冷門貨亦多買家，照目前情形來看，未來股市仍將繼續會有一番熱鬧。（《星島日報》，1969年10月31日）

本文摘自《香港股史1841-1997》

　　香港股市是什麼？是投資融資的交易所！是政治經濟社會的晴雨表！是國際資本的角力場！一談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很多人會很自然地聯想到極為活躍的股票市場。如果說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那麼說股票市場是金融的核心，相信不會有很多人反對。事實上，香港從一個細小而荒蕪的小島，發展成今日的世界第三大股票市場，過程的曲折和多變，實在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明白，而深入而系統地去分析金融資本主義制度在香港紮根的始末，卻肯定可以填補歷史上的空白，為相關的研究提供一個讨論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