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節：英占後期的香港經濟（二）(3)

　　

　　香港與日本的貿易在戰後最初兩年理所當然地停止了。從1948年開始，日貨大量進入香港，香港一部分工商界人士響應中國內地的反美扶日運動，在1948年6月曾組織召開"反對扶助日本工業复興運動大會"。當然，正常的貿易關係並未停止，港日貿易額繼續有所增加，1951年達到5.85億港元，占當年香港貿易總額的6.3%。

　　香港與以上四大貿易對象貿易額的增加，以及香港同其他國家和地區貿易關係的恢復和發展（見表6-2），促使香港對外貿易額直線上升，1951年貿易總額達到93.03億港元，比1947年的27.67億港元增加2.36倍。每年平均遞增35.4%，比同一時期香港本地生產總值遞增率高出15個百分點。這一時期香港的對外貿易絕大部分是轉口貿易。由於港英政府統計處直到1959年才將總出口額中的轉口額和港產品出口額分開，因此我們還很難準確算出戰後初期香港轉口貿易的規模究竟有多大？據英國學者萊恩佈里奇計算，1950年香港轉口額約占全部出口額的89%`。香港學者莫凱教授也指出："一般估計，在四十年代末期，香港的總出口中有約八成屬於轉口，絕大部分與中國有關。"`可以說，從20世紀40年代末開始，香港已經恢復了其亞洲重要轉口港之一的地位。而對外貿易的迅速复興，像開埠之初一樣，又一次帶動了整體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三、金融業欣欣向榮

　　日占期間香港英資和同盟國資本的銀行以及中國國民政府的官辦銀行都被關閉，僅有二十二家華資銀行和六十多家銀號、錢莊繼續惨淡經營。1945年9月1日港英軍政府成立後，同月13日頒發了第一個金融法令，宣佈日本軍用钞票無效，第二天就有一些已歇業的華資銀行复業。到年底，英資和外資的渣打、有利、法國、荷蘭、大通、運通、安達、華比等八家銀行；華資的東亞、華僑、鹽業、永安、康年、廣東、上海商業、汕頭商業、中國國貨以及廣東省銀行等十家銀行以及中國官辦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都已相繼复業。加上戰時繼續營業的銀行，銀行總數達到四十六家。銀號、錢莊也有數十家。而身兼商業銀行和"準中央銀行"雙重角色的匯豐銀行則在1945年9月開始有限度營業，1947年1月全面复業。與此同時，香港金銀業貿易場也在1945年12月1日复業，香港證券交易所和香港證券經紀協會因受延期支付法令的限制，直到1947年1月才复業。在日本投降後的四個多月內，由於社會秩序還沒有恢復正常，搶劫、盜竊案件較多。市民為了安全，紛紛將手頭的資金存入銀行，使存款額不斷增加。但工商業剛剛開始重建，投資渠道不多，銀行的資金缺乏可靠的出路，經營比較困難。這種狀況在進入1946年以後有了改變。隨著經濟的快速复興，金融業欣欣向榮，東亞銀行的存款額在這一年就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由於獲利豐厚，前景看好，金融機構不斷增加。據港英政府1984年5月22日《憲報》刊登的一項資料，1948年香港獲得牌照的銀行、銀號已經達到133家`。

　　金融業的恢復和發展為海外資金進入香港提供了通畅的渠道。從1946年開始，"二戰"期間積壓下來的龐大僑匯就以香港作為轉遞的總樞紐。由於中國內地的戰爭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惡性通貨膨脹，以及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政局動蕩和排華風潮，使這些地方的資金大量流入香港。據估計，1947-1950年流入香港的資金相當於香港居民收入（National Income）的48%。如此龐大的財力和人力資源，極大地促進了香港的繁榮。香港大學週亮全教授認為："二戰"後資本、勞力和人才的大量流入，是香港經濟复興的重要因素。而其中最主導的因素是資本。因為在初始的階段，勞力雖多但沒有足夠的就業機會，反而成為負累。而人才（無論是管理人才還是技術人才）也只有同資本結合起來才能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a。正因為如此，作為資本流入香港的首要渠道的金融業，在戰後香港經濟快速振興的過程中，無疑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

本文摘自《香港經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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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經濟史：公元前約4000--公元2000年
　　香港人類社會的產生和發展至今已有約六千年的歷史，但有關香港經濟史的論述則只散見於部分論文和書籍的少數章節中，各方面都希望有一部香港經濟通史的專著問世。有鑒於此盧受採教授在其女兒盧冬青碩士的協助下歷時三載數易其稿，終於完成了呈獻在讀者面前的這部《香港經濟史》。本書史料豐富立論嚴謹，條理清楚文筆流畅。這部專著在時間跨度資料廣度和理論深度方面，都盡可能符合詳盡真實客觀準確的原則，可謂古今中外第一部香港經濟通史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