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更加準確地搜尋當下中國的歷史行蹤，一幅更加準確的歷史地圖是必備的。在這幅地圖中，有兩個較為恰切的歷史坐標可以比照。1929年的美國與1989年的日本。雖然歷史比較在方法上從來就是笨拙和令人沮喪的，但它仍然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對真實世界複雜性的理解，為當下中國找到更加準確的歷史定位。
在1929之前，美國經歷了一個以自由放任為主要特徵的資本主義黃金時代，我們不妨稱之為美國的鍍金時代（雖然美國人自己更多的是將南北戰争之後到“一戰”之前這段稱為鍍金時代）。在這個時期，工業狂飙突進，商業高度繁榮，白手起家的工商業巨子層出不窮。用美國總統柯立芝的話說，美國人民已達到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幸福境界”。然而，在這個鍍金時代的另外一面，則是政治腐敗、社會問題叢生，貧富差距急速拉大。也正是因為這一狂野面相，在諸多批評者的言說之中，鍍金時代也被稱為大分化時期。這個内部包裹著各種劇烈沖突的鍍金時代，終於隨著1921年到1929之間持續膨脹的信貸泡沫破裂戛然而止。隨之而來的是一次令所有人都刻骨銘心的大蕭條。
深入歷史的細節之中，我們容易察覺，美國的鍍金時代與中國過去的30多年有諸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在過去的30多年之中，中國創造了令人歎為觀止的經濟增長，社會財富急速膨脹。但與這個奇迹同時發生的卻是同樣令人驚歎的政治腐敗、社會失信、環境污染。而在財富分配上，中國也從毛澤東時代的高度平均一躍進入全球最不平均之列。其程度與美國的鍍金時代相比毫不遜色。
經濟的高速增長與社會的急劇分化經常是一對孿生兄弟。其隐含的意義是，經濟及社會内部蘊涵著巨大的沖突能量和高度的緊張。以這樣一種視角理解，美國的大蕭條就不再單單只是一次危機，而是人類理性精神對動物精神在經濟上和商業上的一次徹底的自我清算。作為一場大型危機，這種自我清算和自我調整同樣也是政治和社會意義上的—這其實就是尾隨而至的羅斯福新政的真正内涵。或者更加準確地說，羅斯福新政是美國資本主義對新的全球環境和内部環境的一種適應和調整過程。毫無疑問，這種適應並不總是成功的，其最終的結局總是充滿了無法加以分辨的歷史偶然。幸運的是，經過長時間的痛苦調整，美國資本主義還是最終穿越歷史迷霧，取代英國成為全球資本主義新霸主，並在“二戰”之後正式開啟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市場體系。
本文摘自《大拐點》
冷戰之後，經濟高速增長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在這個意義上，並沒有所謂中國奇迹。
中國的政府及企業之所以能夠有亮麗的報表，乃是因為那些本應該是由他們負擔的大量成本從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損益表中被悄悄挪走，並轉移到了那些無法被統計到的匿名的社會之中。換言之，中國政府及企業成本被社會化了。這也是中國模式最為關鍵的秘密所在。在這個模式中，經濟增長是以中國社會的極度抑制和脆弱作為代價的。
冷戰之後美元體系在全球的迅猛擴張正在接近終點。所以，全球經濟的中長期低迷，將可能是我們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石就坍塌了關鍵一角。
無論從全球市場體系的視角看，還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内部邏輯看，中低速增長都是中國能夠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國經濟正在步入一個中長期的大型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