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中，中國都一直運行在高速增長的經濟環境之中，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個人都被培養出了一種普遍的幻覺，他們誤以為這種高速增長是可以永遠持續下去的。在他們那裡，經濟危機從來就是教科書中的事情，與中國人無關。他們似乎相信，中國的樹的確與衆不同，真的可以長到天上去。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表現，更讓這種信念變得極為誇張。以這樣一種經驗作為依據，政府、企業和個人就非常容易將最為樂觀的情境作為假設來安排他們的投資及支出，看一看那些瘋狂的地王以及同樣瘋狂的“鐵公基”，看看中國購房者極高的按揭收入比，就當知道此言不虛。
不難想象，一旦真實的經濟增長不如預料甚至大大低於他們的假設，政府、銀行、企業以及個人之間的大規模違約就不再是一種推測。實際上，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躍進所造成的普遍三角債，以及堆積如山的銀行壞賬，就是這個劇本的雛形。區別可能只在於，要是今天出現這種情況，規模要宏大得多。有趣的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歷史，並沒有為我們提供什麼正面的經驗，反而從另外一面鼓勵了這種非理性行為。因為歷史的經驗是，企業之間的三角債不僅很快理順，銀行的債務也在高速經濟增長中被成功化解。這助長了一種堅強的信念：只要有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以及伴隨著這種增長的規模擴張，一切風險都不是問題，都可以被覆蓋，一切代價都可以在越來越巨大的經濟規模中被稀釋為無形。過去被看做包袱的央企不是變成全球的巨無霸了嗎？過去那些瀕臨破產的國有銀行不是成了最安全的金融機構了嗎？在事實面前，我想很多人對自己當初滔滔雄辯的“危言聳聽”都羞於提及。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反諷。
顯然，這種歷史經驗的正確性，是建立在這樣一個條件之上的，那就是，中國經濟可以持續高速增長。換言之，中國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中所積累的各種風險，都是被高速增長所掩蓋著的。也正是因為這個關鍵的前置性條件，即將展開的歷史可能大有不同。
原因在於，中國面臨的增長環境已經丕變。誠如我們上面已經論證的，不惟整個經濟增長速度會下降，而且這種下降將會是長期的。它不是幾年，更不是金融危機時候的幾個季度。這樣，過去的經驗就可能變得不再靠譜了。在經濟收縮的時候，政府、企業、銀行甚至個人之間，很容易出現一種下降的正反饋。在一個從未經歷過經濟危機，因而經濟行為也高度同質化的經濟體中，這個下降的正反饋一旦發生，就會變得尤其劇烈。正如上升週期時候的正反饋一樣。所謂軟著陸，經常只是一種理想和熟悉的情境而已。
由於複雜系統所具有的不可預測性，對於已經持續高速增長了30年已經危兆畢露的中國經濟，我們可能更應該記住這樣一種概率的常識，硬幣正面出現的次數越多，時間越長，硬幣反面出現的機會就會陡然增加。
本文摘自《大拐點》
冷戰之後，經濟高速增長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在這個意義上，並沒有所謂中國奇迹。
中國的政府及企業之所以能夠有亮麗的報表，乃是因為那些本應該是由他們負擔的大量成本從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損益表中被悄悄挪走，並轉移到了那些無法被統計到的匿名的社會之中。換言之，中國政府及企業成本被社會化了。這也是中國模式最為關鍵的秘密所在。在這個模式中，經濟增長是以中國社會的極度抑制和脆弱作為代價的。
冷戰之後美元體系在全球的迅猛擴張正在接近終點。所以，全球經濟的中長期低迷，將可能是我們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石就坍塌了關鍵一角。
無論從全球市場體系的視角看，還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内部邏輯看，中低速增長都是中國能夠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國經濟正在步入一個中長期的大型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