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生活過的人，都會對此印象深刻。很多年以來，中國人在對房地產、汽車、電子產品的消費幾乎可以用狂熱形容。在那些國外銷售商在為發現了新大陸而欣喜若狂的同時，我們非常懷疑，在非常高的基數上，中國的消費究竟會有多大的增長潛力。我身邊的一個例子是，我家的阿姨也已經在大衆消費潮流的裹挾之下，買房買車了。從我們的日常觀察出發，甚至有相當多的證據顯示，中國目前的消費熱潮透支了相當多的未來消費。經常出現將兒子孫子的房子一次性備齊這種荒謬景象的中國房地產業，即是其中典型。這個例子提醒我們，對中國消費在目前基礎上繼續超預期增長的潛力應該保持高度警惕。寄望愈深，失望愈大。我們似乎不應該指望以制造恐慌形成全國搶購食鹽的那種可笑方式來大幅度提高消費。
如果深入中國内部的政治經濟邏輯之中，我們就可能獲得更加清楚的洞察：在目前的中國，提升消費將是一樁讓人望而生畏的事業。
所有的人都知道，消費是以收入作為基礎的。沒有收入的增加，又何來消費的增加？但在中國，居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卻低得令人訝異。這個事實已經廣為人知，無須再列出數據加以支持。需要解釋的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何以如此之低，而政府及企業收入又何以如此之高？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政府一直奉GDP的快速增長為其核心執政目標。這個目標的實現，不僅可以為各級政府提供大量稅收從而確保其對社會和經濟的控制能力，也能夠在國民中為其開辟寶貴的合法性來源。在過去的二十餘年之中，這個戰略是如此成功，以至於被奉為執政圭臬。如此，一系列的制度及政策就圍繞這個目標而被逐漸建立和固化。在中國政治及經濟制度的現實約束條件之下，通過政府所能操縱的土地、資源、稅收以及各種宏觀工具，是推動這一目標迅速實現的捷徑。於是，一整套以政府利益為核心的親商主義制度和政策被建構起來。這包括：土地補貼、稅收補貼、水電補貼、環境補貼（通過環境破壞所造成的反向補貼）等等，五花八門，不一而足。
而在宏觀政策方面，則通過金融控制，最大限度地壓抑利率、匯率為各類企業尤其是政府企業提供巨額補貼。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通過極為嚴厲的控制，從而抑制勞動力價格的上升，也是這一過程中的一個主要手段。在新千年之後，許多地方政府甚至不惜採取直接掠奪土地的方式來降低經濟增長成本。所有這一切，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推動GDP的快速增長以及各級政府財政收入的暴漲。然而，隐匿於這一歷史進程背後的，卻是大量本來屬於居民的貨幣收入以及非貨幣福利被轉移到企業及政府。這種財富轉移，時間是如此之長，總量是如此之大，其造成的歷史後果可想而知。這實際上就是中國居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占比如此之低的制度和歷史原因。暗含於這一歷史過程之中的政治經濟學邏輯則是，政府權力、企業權力的膨脹以及公民權利的抑制。不如此，則這一過程無法實現。到這裡，中國居民收入占比反常的政治謎底就非常清晰地顯現出來了：它實際上是中國政治結構的一個投射。
本文摘自《大拐點》
冷戰之後，經濟高速增長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在這個意義上，並沒有所謂中國奇迹。
中國的政府及企業之所以能夠有亮麗的報表，乃是因為那些本應該是由他們負擔的大量成本從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損益表中被悄悄挪走，並轉移到了那些無法被統計到的匿名的社會之中。換言之，中國政府及企業成本被社會化了。這也是中國模式最為關鍵的秘密所在。在這個模式中，經濟增長是以中國社會的極度抑制和脆弱作為代價的。
冷戰之後美元體系在全球的迅猛擴張正在接近終點。所以，全球經濟的中長期低迷，將可能是我們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石就坍塌了關鍵一角。
無論從全球市場體系的視角看，還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内部邏輯看，中低速增長都是中國能夠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國經濟正在步入一個中長期的大型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