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成例子是，在2009年之後中國的貨幣與財政刺激政策，其本意是刺激消費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雖然它的確刺激了經濟增長，但就我們所見，它可能帶來了另外一個更為顯著也更為長期的後果則是，掀起了一次更大規模的財富再分配運動，進一步擴大了政府、企業與居民之間以及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扭曲趨勢—財富向極少數人集中。隨著通脹與資產泡沫這種逆國民收入分配因素的增長，這種扭曲顯然還在進一步擴大。這實際上告訴我們，在不改變這種政治分配結構的情況下，任何貨幣和短期財政政策的刺激都將進一步加大中國的財富分配失衡。中國2009年以後龐大刺激政策的最終效果正是如此。雖然2009年之後的超強刺激政策迫不得已，值得同情，但無疑進一步惡化了中國的財富分配，並在長期之中降低了内需。這也反襯出中國管理者無法改變分配結構只能依賴一貫的總量刺激政策的窘迫處境。制度如此，夫複何言。在今天的中國，這個制度仍然在不斷地自我加強之中，除了它自己，任何個人意志都已經不再能阻止它的步伐。有鑒於此，任何在中短期内希望中國消費出現跳躍式增長的想法都只能是出自書齋世界的幻覺。而那些更進一步以為消費可以替代出口和投資以維持現有經濟增長速度的推論，則純屬無稽之談。
我們雖然對消費在目前速度上進一步的加速增長不抱希望，但對消費率的上升卻絕對樂觀。低消費率和高投資率不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投資下降，消費率自然就會上升。在中國所謂的結構問題中，可能不是消費太低了，而是投資太高了。投資之浮濫，可能才是中國經濟結構高度扭曲的關鍵原因。而我們很快就會看到，中國的高投資已經難以為繼。
在中國，由於政府控制幾乎所有的要素、資源，所以對政府而言，驅動投資遠比驅動理性的消費者容易得多。也正因為此，投資也一直是政府驅動經濟增長最便利也最有效的手段。在經濟的意義上，這也是所謂中國模式的核心所在。在常識看來，任何投資都必須有哪怕再低的正收益作為保證。不如此，高投資就無以為繼。然而，在一片產能過剩的驚呼之中，中國的超高的投資率不僅維持下來了，而且獲利頗豐。這讓許多人大惑不解。不過，深入中國的投資邏輯，其中秘密相當簡單。那就是我們已經反複論及的，政府壓制成本的能力以及由此而來的低成本優勢。
所謂低成本優勢，就是將本應該由政府及企業承擔的成本，比如環境成本、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教育及醫療成本等等，通過政府有形之手（利率、匯率、稅收等等）的強制，轉移給社會大衆。這就是我稱之為所謂的企業及政府成本的社會化現象。透過這種對成本的操縱，中國那些受到政府恩惠的企業便在成本上具有了無與倫比的競争優勢，看上去明顯無法獲利的投資就不僅可以獲利，而且經常是利潤豐厚了。應當指出的是，何種企業、何時、何地能夠得到這種恩寵，完全取決於各級政府的意願，以及他們與權力的遠近。這也是我為什麼要將這種所謂親商主義稱為非普遍主義的親商主義的個中緣由。這種非普遍主義的親商主義操縱不僅導致了企業、政府與居民之間巨大的分配差距，也是導致居民之間貧富急劇分化的淵薮。
本文摘自《大拐點》
冷戰之後，經濟高速增長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在這個意義上，並沒有所謂中國奇迹。
中國的政府及企業之所以能夠有亮麗的報表，乃是因為那些本應該是由他們負擔的大量成本從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損益表中被悄悄挪走，並轉移到了那些無法被統計到的匿名的社會之中。換言之，中國政府及企業成本被社會化了。這也是中國模式最為關鍵的秘密所在。在這個模式中，經濟增長是以中國社會的極度抑制和脆弱作為代價的。
冷戰之後美元體系在全球的迅猛擴張正在接近終點。所以，全球經濟的中長期低迷，將可能是我們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石就坍塌了關鍵一角。
無論從全球市場體系的視角看，還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内部邏輯看，中低速增長都是中國能夠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國經濟正在步入一個中長期的大型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