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邏輯的結論是，要想改變這一局面，也必然意味著對公民權利的尊重，意味著對公民利益表達控制的放松，意味著政治對社會控制的放松。顯然，這是一個漫長且充滿争鬥的過程。其中風險不問可知。而從目前中國正在顯示的歷史趨勢看，這甚至是不可能的。也因為這個原因，提振居民收入占比從而推動消費更高增長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事實上，隨著消費刺激政策邊際效應的遞減，尤其是房地產泡沫的崩潰，中國消費增速很有可能出現下降。最新的統計數據正在證實這一令人不安的趨勢。在剛剛過去的2011年1、2月份，中國的實際的消費品零售增速為10.9%，創下2008年1月以來最低點。其中2月份更是降至4.2%，創下2004年10月以來的最低紀錄。
與此同時，貨幣擴張所導致的通貨膨脹非但沒有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刺激中國的消費，反而更進一步加大了中國人的儲蓄傾向。中國央行2011年一季度所作的調查表明，中國居民的消費意願降至1999年進行問卷調查以來的最低值。這個結果可能會讓某些習慣性樂觀主義者吃驚，但也不是完全出乎意料。政府再狡猾，也鬥不過以十億計的消費者。常識是，任何透支消費都會在中長期内被重新平衡，現在的下滑不過是對前幾年一系列提前消費的平衡罷了。另外一個並沒有引起關註的原因可能是，超級刺激政策所帶來的逆國民收入分配後果。無論是超常規模的政府投資，還是貨幣超發引發的通脹及資產泡沫，不僅進一步惡化了政府、企業以及居民三者之間的財富分配，也進一步惡化了居民之間的財富分配結構。高盛發佈的統計數據表明，在2010年，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已經連續三年雄霸全球增長率第一，達65億美元。就普遍的觀察而言，如果加上中國人在境外購買的奢侈品，這個數字還將大大增加。顯然，這並不能證明中國的消費潛力，而恰恰說明了中國居民之間財富分配的極端失衡。
在相當程度上，奢侈品的消費量正是中國消費潛力的反向指標。中國的消費問題首先是結構問題，推動消費之要務當然也首先是提振消費傾向較高群體（在中國，他們主要是中下階層）的收入，但這顯然與目前中國的政治結構相悖。這也是為什麼這麼多年中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總是有心無力的原因所在。當制度本身在制造分化和抑制消費的時候，再良好的個人意願都將無功而返。這個制度導致了另外一個更為強大的抑制消費的趨勢，那就是收入向政府、大型企業不斷集中的趨勢。作為這個趨勢的另外一面，自然是作為社會而存在的普通居民收入占比的不斷縮減，是作為企業與政府支持基礎的中國社會的不斷凋敝與潰敗。
本文摘自《大拐點》
冷戰之後，經濟高速增長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在這個意義上，並沒有所謂中國奇迹。
中國的政府及企業之所以能夠有亮麗的報表，乃是因為那些本應該是由他們負擔的大量成本從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損益表中被悄悄挪走，並轉移到了那些無法被統計到的匿名的社會之中。換言之，中國政府及企業成本被社會化了。這也是中國模式最為關鍵的秘密所在。在這個模式中，經濟增長是以中國社會的極度抑制和脆弱作為代價的。
冷戰之後美元體系在全球的迅猛擴張正在接近終點。所以，全球經濟的中長期低迷，將可能是我們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石就坍塌了關鍵一角。
無論從全球市場體系的視角看，還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内部邏輯看，中低速增長都是中國能夠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國經濟正在步入一個中長期的大型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