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開始一直延續至今的中國經濟增長，主要受到了兩個基本因素的推動。一個是内部的自由化及市場化改革；另外一個則是全球市場體系在最近30年的急速擴張。這兩個因素相互接續，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中國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從最近30年全球經濟的發展歷史觀察，凡是具備上述兩項基本因素的新興大國經濟體，都出現了與中國類似的高速增長。其中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所謂的“金磚四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的内部自由化及市場化改革雖然大約晚於中國10年左右，但一經啟動，並與全球體系擴張結合在一起，也立即開啟了持續高速增長之路。其持續時間與增長幅度與中國相比並不遜色。非常清楚，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先後開啟的自由化改革本身，也是推動全球市場體系得以蓬勃擴張的一個重要動力，而全球體系的擴張反過來也為這種自由化和市場化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和市場深度。
内部自由化和全球體系擴張相互作用的一個歷史後果，就是我們在冷戰結束之後所看到遍及全球的浪潮般的經濟增長。而中國的經濟增長不過是這個浪潮中的一支而已。由此觀之，中國所謂的經濟奇迹就再也不是什麼難以解釋的神秘事物，而建基於這個奇迹之上的所謂中國模式就更像是子虛烏有的杜撰和想象了。沒有始於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體系的迅猛擴張，中國内部市場化及自由化所釋放的能量很有可能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就已告罄。有相當多的證據證明，中國在新千年之後的經濟增長大部分是由體系擴張推動的。這一動力轉換的一個明顯標志就是中國加入WTO。當然，僅僅依靠外部體系擴張，沒有中國内部的自由化、市場化作為呼應，中國的經濟增長同樣很難達成。但不管怎麼說，自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的經濟增長始終是全球市場體系擴張的一部分。
毫無疑問，中國的經濟增長有其特殊的制度動力因素（即壓低成本的能力，參見本書“中國模式還是中國想象”一文），但這種特殊因素的影響遠遠不足以與前述兩個因素相匹敵。相反，從一個更加長程的歷史角度觀察，這些特殊因素在未來很有可能構成中國經濟一個沉重的負資產。比如，在中國過往經濟增長中被嚴重透支的環境、資源、土地租金、社會資本等等。在前面30年，中國政府一直強制性地貫徹被我稱為非普遍主義的親商主義策略，這使得很多得到恩惠的企業獲得了遠遠超出應有水平的回報，也使得政府通過企業之手攫取了巨大的財富，通過恢複工資上漲以及各種被政府蓄意壓低的價格，以及一次較長時間的蕭條，來完成經濟上自我清算，不僅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需的。其本質乃是對狂野資本主義以及必然蘊涵其中的政治野蠻的一種清算。由於這個原因，我們甚至可以合理地推測：一旦浪潮退去，中國經濟的下滑速度也將一枝獨秀。
本文摘自《大拐點》
冷戰之後，經濟高速增長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在這個意義上，並沒有所謂中國奇迹。
中國的政府及企業之所以能夠有亮麗的報表，乃是因為那些本應該是由他們負擔的大量成本從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損益表中被悄悄挪走，並轉移到了那些無法被統計到的匿名的社會之中。換言之，中國政府及企業成本被社會化了。這也是中國模式最為關鍵的秘密所在。在這個模式中，經濟增長是以中國社會的極度抑制和脆弱作為代價的。
冷戰之後美元體系在全球的迅猛擴張正在接近終點。所以，全球經濟的中長期低迷，將可能是我們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石就坍塌了關鍵一角。
無論從全球市場體系的視角看，還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内部邏輯看，中低速增長都是中國能夠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國經濟正在步入一個中長期的大型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