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中國改革之後，中國的經濟重心下移，各級地方政府在整個經濟活動中開始扮演十分活躍的角色。雖然，央企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的崛起，引發了中國整個經濟在結構上的某種變化，但從整體上，各級地方政府仍然是經濟活動的核心，是中國經濟增長第一號的組織者與參與者。在這個意義上，中央政府常常挂在嘴邊的所謂宏觀調控，實際上經常是在調控地方政府。這聽上去似乎不可思議，但的確是發生在中國的真實故事。其中衍生出的諸多政治學問題，非常有趣，但不是現在需要讨論的。按下不表。
組織經濟活動，必然要有掌握和調動要素資源的能力。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由於國有銀行的負責人屬於當地政府管轄，銀行便成為地方政府予需予取的出納部門。這種格局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引發了巨大的經濟混亂。於是，中央收了銀行權力，算是初步厘清了地方政府與銀行的關系。不過，既然是經濟活動的組織者，地方政府就不能為無米之炊。幾經博弈，苦思冥想之下，地方政府終於探索出了一條比銀行還銀行的“發財”捷徑—土地。在新世紀開啟之後，土地成為地方政府手上的一張王牌，是他們在組織經濟活動方面一件法力無邊的秘密武器。有人將此概括為所謂土地財政，但顯然只說對了一半。對於地方政府來說，土地不僅是財政，而且是金融，甚至是貨幣發行權。土地，幾乎撬動了所有的社會資本。經過多年拉鋸，繞了一大圈之後，地方政府終於由土地突破，重新獲得了某種金融控制權。有了這一切，地方政府實際上就成為了中國經濟增長實至名歸的發動機，而中國經濟之禍福皆由此而生。
在土地市場上，地方政府完全壟斷了一級市場，這就讓他們得以進行壟斷性定價，並操縱土地價格的飙漲。說白了就是，在一定時期，地方政府想定多少價格就定多少價格，想讓土地怎麼漲就怎麼漲，直到土地價格被推升到消滅了絕大部分最終需求為止。
地方財政對土地的高度依賴，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強大的制造房地產泡沫的動機，其中道理盡人皆知：地價越高，地方賣地收入越多；房地產消費者及投資者越恐慌，交易就越暢旺，政府的稅收就越多。不幸的是，他們不僅有動機而且有能力、有手段。在嘗到甜頭之後，地方政府對地產泡沫就完全上瘾了。各地政府争先恐後，紛紛效仿。在中國諸多大中城市中，賣地收入普遍占到了地方財政收入的1/3強，而在現行土地模式始作俑者的中國杭州，2009年的土地收入更達到1 200億，超過地方財政收入500億的一倍以上。在全國範圍内，2009年，中國賣地收入達到1.5萬億元，相當於地方財政總收入的46%，而這一數據在一年之後的2010年更是猛然升高到2.9萬億元，增幅達到一倍。如果算上房地產行業衍生出相關稅收，房地產就已經遠遠不止是地方經濟的命脈，而俨然是中國經濟的命脈。足見地方政府對房地產依賴之深，寄望之切。毫無疑問，這也將是中國經濟的命門所在。一個大型經濟體對房地產如此依賴，雖然荒謬，但卻是事實。中國民間有調侃曰：所謂GDP，就是搞地皮（搞地皮的漢語拼音縮寫與GDP相同），真是一語中的。
本文摘自《大拐點》
冷戰之後，經濟高速增長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在這個意義上，並沒有所謂中國奇迹。
中國的政府及企業之所以能夠有亮麗的報表，乃是因為那些本應該是由他們負擔的大量成本從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損益表中被悄悄挪走，並轉移到了那些無法被統計到的匿名的社會之中。換言之，中國政府及企業成本被社會化了。這也是中國模式最為關鍵的秘密所在。在這個模式中，經濟增長是以中國社會的極度抑制和脆弱作為代價的。
冷戰之後美元體系在全球的迅猛擴張正在接近終點。所以，全球經濟的中長期低迷，將可能是我們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石就坍塌了關鍵一角。
無論從全球市場體系的視角看，還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内部邏輯看，中低速增長都是中國能夠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國經濟正在步入一個中長期的大型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