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成本不斷上升的時期。與前面數十年中國成本所受到的嚴重壓抑相反，社會的覺醒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反向運動，構成了這種成本上升的内在歷史動力。雖然搶奪仍然隨處可見，但搶奪的成本將會驟然上升，偷竊雖然還會不斷發生，但偷竊卻會變得越來越難。所有這一切都將提高經濟活動的各種成本。顯然，這是對前面數十年中國轉移各種成本的一種反推和補償。而這種歷史週期一旦開啟，將不會在短期内終止。這種歷史的轉向，遠遠不是一個所謂“劉易斯拐點”所能概括，它有著遠為豐富的歷史内涵，有著更為深刻的政治學與社會學意義。因此，這種成本上升將超越所謂需求與供給的簡單經濟學分析框架，而成為一種非常獨立的歷史變量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邏輯。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這個趨勢是長期的而非一次性的，經常還是跳躍性的。它不會因為經濟增速的下降而下降，也不會因為政府和企業所得減少而終止。在相當程度上，這種成本上升是零和博弈的。它意味強勢集團對其他集團的無條件讓利。簡而言之，這種成本上升是獨立於貨幣發行問題的一種自主的歷史趨勢。其目的在於保護社會不會被分化所撕裂。歷史緩慢而又巨大的鐘擺，正在向另外一個方向擺動。
社會反向運動所造成成本上升（包括人力成本、環境成本等等），對於社會整體福利分配是正向的，其本質是迫使經濟活動以及政治活動在更高的文明底線上運行。換句話說，它迫使政府與企業以更高的文明標準來組織經濟及市場活動。這其實是中國這一輪轉型最為重要的意義所在。或者我們幹脆將其稱為中國式的社會進步運動。如果這種成本上升被強勢利益集團通過通貨膨脹這種逆分配模式重新轉嫁給社會廣大民衆，那麼，成本上升所形成的正分配效果將全部喪失。中國的轉型也將歸於失敗。
本文摘自《大拐點》
冷戰之後，經濟高速增長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在這個意義上，並沒有所謂中國奇迹。
中國的政府及企業之所以能夠有亮麗的報表，乃是因為那些本應該是由他們負擔的大量成本從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損益表中被悄悄挪走，並轉移到了那些無法被統計到的匿名的社會之中。換言之，中國政府及企業成本被社會化了。這也是中國模式最為關鍵的秘密所在。在這個模式中，經濟增長是以中國社會的極度抑制和脆弱作為代價的。
冷戰之後美元體系在全球的迅猛擴張正在接近終點。所以，全球經濟的中長期低迷，將可能是我們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石就坍塌了關鍵一角。
無論從全球市場體系的視角看，還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内部邏輯看，中低速增長都是中國能夠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國經濟正在步入一個中長期的大型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