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們非常容易將今日中國與1989年泡沫破裂前的日本相比。的確，從兩個經濟體的結構以及發展階段而言，當年的日本的確與目前中國有諸多雷同之處。然而，從更加廣闊的全球市場體系的歷史視野觀察，今天的中國就可能與當年的日本有重要的不同。1989年日本發生危機的時候，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仍然處於擴張之中。在那個時候，這個體系仍然有廣袤的市場有待開發，比如俄羅斯、東歐、印度以及中國等等。也正是美、歐、日本在此後對這些體系新邊疆的不斷開拓，才會有所謂金磚四國的奇迹。
簡言之，正是由於未開發國家所提供的廣闊市場空間，日本雖然陷入停滞，但卻免於崩盤。因此，日本1989年的危機，只是體系擴張過程中的危機，是這個體系擴張過程的腳步和節奏的調整。但2011年的中國所面對的，卻是截然不同的體系的崩解時代。舉目四望，我們已經很難找到一塊支持這個體系繼續高速擴張的未開發市場。經過60多年的波浪式擴張之後，美國體系已經相當接近它的歷史終點。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中國歷史時鐘更像是停留在1929年的美國，而不是1989年的日本。抑或，它更像是兩者的某種混合體。這意味著，不僅外部市場已經很難為中國的繼續高速增長提供需求，也意味著中國内部的市場動力也處於一個重要的轉換時期。後者，就是許多人寄望甚殷的中國内需。
中國向内需型經濟的轉向，不僅被很多人作為中國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法寶，也被主流思想界幾乎一致認定為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而不是全球體系崩解）的不二選項。這令我們想起20多年之前發達國家對日本同樣耳提面命。然而，20多年過去了，日本的内需似乎並沒有為全球再平衡作出什麼貢獻，而其出口導向型的結構特徵也依然故我。這提醒我們，無論是内部和外部，對中國内需的作用可能都過於樂觀了。很難想象，一個出口導向型的國家一夕之間就能神奇地轉換成另外一種模式。這是一個漫長而且充滿難以想象挑戰的過程。日本就是一個鮮明的歷史案例。在全球體系停止擴張甚至收縮的時候，任何真實世界中的再平衡，都將是一種零和博弈。一個民族國家有所得，必然意味著另外一個或者另外一批民族國家政府在政治上付出代價。在《繁榮與泡沫》一書中，作者羅伯特R26;佈倫納正確地提示我們：“必須牢記的是，直到1998年，作為初始條件的國際性制造業產能和產量過剩，使得占世界主導地位的（包括美國、日本、西歐、東亞，現在再加上中國）國家很難同時實現經濟繁榮。”
知道這一點，我們就能知道再平衡對民族國家在政治上構成的巨大風險。對於某些政治脆弱的民族國家來說，這種代價甚至是致命的。顯然，真實世界的再平衡遠不像經濟學家理論世界中那樣美妙和自洽。事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以一種慘烈方式來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的一個歷史過程。只不過，它同時也實現了資本主義在全球市場歷史中的一個體系轉換。這種再平衡和體系轉換的結果，是美國憑借它在土地、人口、内部市場等優勢在衆多的霸權競争者中成為最後贏家繼而領袖群倫。
本文摘自《大拐點》
冷戰之後，經濟高速增長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在這個意義上，並沒有所謂中國奇迹。
中國的政府及企業之所以能夠有亮麗的報表，乃是因為那些本應該是由他們負擔的大量成本從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損益表中被悄悄挪走，並轉移到了那些無法被統計到的匿名的社會之中。換言之，中國政府及企業成本被社會化了。這也是中國模式最為關鍵的秘密所在。在這個模式中，經濟增長是以中國社會的極度抑制和脆弱作為代價的。
冷戰之後美元體系在全球的迅猛擴張正在接近終點。所以，全球經濟的中長期低迷，將可能是我們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石就坍塌了關鍵一角。
無論從全球市場體系的視角看，還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内部邏輯看，中低速增長都是中國能夠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國經濟正在步入一個中長期的大型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