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體系擴張的一部分，中國的經濟增長既是這個體系擴張的一個重要推手，也依賴於這個體系在廣度與深度上的進一步擴張。對於這一格局（這可能才是隐藏在中國經濟增長中不為人知的真正秘密），中國極其現實主義的管理者們顯得格外清醒。這就是為什麼在金融危機之後，他們必須極力維護這個全球體系的原因所在。在他們看來，那些在次貸危機之後整天嚷嚷抛售美國國債的家夥們，非但外行，根本就是白癡。
非常有趣的是，在1929年美國大危機之前的一段時間内，美國出於對當時英國主導的全球體系的依賴，也曾經極力幫助英國，以全力維持體系的完好。對於這一段歷史，在《美國大蕭條》一書中，羅斯巴德曾經非常刻薄地評論道：“更加危險、更加具有破壞性的是通過在美國的通貨膨脹來幫助英國”。這種情形與次貸危機之後中國與美國的關系又何其相似乃爾？顯然，在次貸危機之後，中國與這個體系的關聯程度不是更加疏離，而是更為緊密了。中國的管理者們非常清楚，起碼在現在，中國不可能脫離這個體系而鶴立雞群。非不願也，是無奈也。而這種無奈之中，實際上指示的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路徑依賴。這是中國經濟增長除了内部的路徑依賴之外的另外一道魔咒。
“二戰”之後由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究竟還會維持多久，將取決於諸多歷史的偶然因素。這一點我們顯然無法判斷。但是我們大致可以肯定，以次貸危機為起點，我們已經走入這樣一種歷史進程之中，那就是美國體系的擴張已經進入停滞甚至收縮期。顯然，維持中國過去幾十年高速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已經天翻地覆。這不同於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也不同於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與中國決策者們口中的“我們仍然處於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的自我安慰式判斷，更是有雲泥之別。
接下來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的，將是體系以零和博弈為特徵的全球結構調整—這可能表現為各種保護主義，也可能表現匯率戰争，並伴隨著一系列的政治利誘、恫吓以及合縱連橫。其目的只有一個—最大限度地維護政府在本國人民之中的政治合法性。無疑，這種調整從來就不是讓人愉快的，更不是被經濟學家們輕描淡寫為“再平衡”那樣充滿浪漫主義的多贏色彩的。求諸歷史，這個過程經常是相當痛苦甚或是血腥的。這種痛苦將一直延續到一個可以繼續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新的穩定結構出現為止，這可能是一個新霸主的崛起，也可能是我們完全無法預見的一種新的全球戰國景觀。雖然我們並不知道去哪裡，但是我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們正在告別過去。我們正處於從原有的穩定系統滑向另外一個穩定系統的轉換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危機將成為一種常態。這對那些以週期管理為主的傳統技術官僚的管理智慧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我們應該做的，就是比別人提前一秒鐘看到那只不祥的黑天鵝，從而換取逃生的機會。
本文摘自《大拐點》
冷戰之後，經濟高速增長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在這個意義上，並沒有所謂中國奇迹。
中國的政府及企業之所以能夠有亮麗的報表，乃是因為那些本應該是由他們負擔的大量成本從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損益表中被悄悄挪走，並轉移到了那些無法被統計到的匿名的社會之中。換言之，中國政府及企業成本被社會化了。這也是中國模式最為關鍵的秘密所在。在這個模式中，經濟增長是以中國社會的極度抑制和脆弱作為代價的。
冷戰之後美元體系在全球的迅猛擴張正在接近終點。所以，全球經濟的中長期低迷，將可能是我們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石就坍塌了關鍵一角。
無論從全球市場體系的視角看，還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内部邏輯看，中低速增長都是中國能夠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國經濟正在步入一個中長期的大型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