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邊貿易體系的背後
同樣，在多邊貿易體系中，美國也能夠決定體系的規則、免責條款以及結果。在帝國特惠制體系中，英國及其殖民地在同其他國家的貿易關系中對這些國家存有歧視。“二戰”後，美國就力圖消除這個體系，並建立一個以非歧視原則為基礎的體系，即通常人們所說的最惠國待遇原則。做出這一舉動之後，美國縱容歐洲以一種具有歧視性的方式來進行一體化，而這是由在“二戰”的餘波中重建歐洲的更為廣泛的政治目標所決定的。這種歧視被視為世界的一種整體增益，而且這個觀點從理性的角度來說是很合理的，因為降低優惠稅率所帶來的貿易創造效應會超過貿易轉移的負面效應。但是，歧視是出於政治原因才被制度化的。
之後，美國開始感覺到了歐洲一體化帶來的歧視效應。因此，美國在各種多邊貿易談判，特別是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狄龍回合（1960~1962年）和肯尼迪回合（1962~1967年）中推動了減少最惠國關稅的談判。肯尼迪總統為尋求對這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回合的支持，向國會遞交了一份特別咨文。在這份咨文中，肯尼迪總統將歐洲一體化列在進行多邊貿易談判的衆多原因之首。在1956~1967年間，美國和歐洲的非農業商品關稅由20%降低至9%以下。
美國政府在1973年開啟了東京回合貿易談判，主要動機是為了應對其經濟困難。在那段時期，美國的失業率居高不下，並持續上升，貿易長期處於逆差狀態，通貨膨脹率不斷上升。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匯率制已經瓦解，第一次石油危機在全世界範圍内不斷產生影響，尤其是正在崛起的日本給美國帶來更大的競争威脅。華盛頓廣泛認為，其他國家從美國這裡得到了好處，因此，東京回合談判更加關註貿易公平而不是貿易自由，這從美國強調對補貼行為作出懲罰和允許因進口猛增而採取保護性措施（保護、反傾銷和反補貼稅等）可以反映出來。而美國國會則清楚地向美國政府表示，要把反補貼作為東京回合的首要任務。戴斯特勒寫道：“關於補貼、反補貼措施和反傾銷的規則，是多邊貿易談判的核心問題。”換句話說，東京回合的談判既是對那些偏離自由貿易的行為進行懲罰和制裁，也是對自由貿易的提倡，而前者正好反映出了美國當時的經濟境況。
此外，在戰後很長的一段時期，出於國内農場的政治力量和紡織業的利益考慮，美國保證，農業和紡織業將繼續停留在自由化的範圍之外。通過在進出口國家之間定期地決定雙邊配額的分配，紡織部門得到了規制。這一協定根據《國際棉紡織品貿易短期安排》（STA）於1961年生效。而後，這一《短期安排》被《國際棉紡織品貿易長期安排》（LTA）取代。1974年，《長期安排》演化成為《國際紡織品貿易協定》（MFA，也稱《多種纖維協定》）。在其他部門，當美國國内產業受到來自外國相應產業的競争壓力時，特別是在鋼鐵和汽車產業，美國能夠通過其貿易夥伴的“自願出口限制”，或者尋求反傾銷和反補貼進口限制來使競争壓力降到最低。
20世紀80年代，當美國的近鄰外交政策考慮顯得越來越重要時，美國舍棄了頗受歡迎的《多種纖維協定》原則，而此前美國在1985年和1987年分別同以色列和加拿大進行了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試圖將這兩個國家納入其中。此後不久，《多種纖維協定》作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一部分，將墨西哥納入其中。這些協定為世界上其他的自由貿易協定提供了先例，也刺激了這些協定的產生。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對這些歧視性自由貿易協定大力擁護，對歐洲一體化缺乏熱情的支持，大大地背離了其在大蕭條之後努力建立一個非歧視貿易體系的初衷。
同樣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開始覺察到其在知識產權和服務業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因此美國力推一些國際新規則，用於開放知識產權產品（如醫藥、軟件和電影等）國際市場，特別是金融和通信服務國際市場。這一舉動推動了1994年結束的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的舉行。無論是從美國對這次談判的部署方法還是美國定下的目標來說，將知識產權納入多邊體系中存在著很大的争議。幾個分析人士寫道，知識產權與貿易自由化不同，因為全球利益是存在問題的，其經濟影響只不過是資本從貧窮國家到富裕國家的轉移。除非其他國家同意提高本國市場的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否則就只有通過對這些國家實行經濟報複來達到這些目標。特別的國内立法——美國法律中聲名狼藉的301條款——在美國被通過，使得這種報複合法化。
本文摘自《未來20年，中國怎麼樣，美國又如何？》
中國經濟，到底在世界上的哪個位置？真正了解中國經濟，一定要從世界看中國。
在這本激起國内外經濟領域争辯的書中，作者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做出了史無前例的大預測。他極其準確地預測到，2030年，以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將占世界GDP的近1/4，而美國只占12％；2030年，中國的貿易額將會是美國的兩倍；中國的人均GDP在2015年將達到1.7萬美元；中國主導地位在未來20年間會很明顯，能與處於帝國時期的英國或二戰後的美國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