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政治上的發展，特別是中國政局穩定，而且正向更為民主和自由的方向前進，對於消除投資者的疑慮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撇開政治改革不談，中國也不會做出讓投資者們擔心的舉動。中國通過其政策行動，正在向世界發出一種信號，表明其對提升人民幣地位的願望。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幣的國際化能夠給中國的決策者們提供一個政治上的通道，使其從當前的重商戰略中退出。中國為了保證人民幣的儲備貨幣地位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因此它不會使人民幣陷於危境。不言而喻，如果美國在政策和表現上遭遇失敗的話（即便沒有本章開始所描繪的那麼糟），從美元到人民幣轉變的可能性和速度都會大大提高。
第六章詳細闡述了中國主導的三個不同方面。首先，中國將會成為一個早熟的國家，因為其主導地位是在中等收入國家的生活水平上取得的。與此相反，英國和美國在其取得主導地位的時候，都已跻身富裕國家之列。其次，中國的重商主義在一定程度上顯得有些不同尋常。同美國和英國在對比期的情況一樣，中國現在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處於順差的狀態。但是與美國不同，中國是有意識地通過匯率或貿易政策來達到繁榮的目標。這與英國也不同，英國主要是依賴於貿易政策，而中國振興商業的方法則是匯率政策。中國一直與衆不同，因為它崛起取得主導地位，以及它的重商主義都與資本的自給自足相關聯，而英國和美國則對資本高度開放。
最後，盡管中國現在十分註重商業，但從貿易方面來講，它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作為一個既重商又開放的國家，中國顯得有點自相矛盾。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與美國在其主導地位如日中天時的開放程度相比，中國的開放也顯得有些不同尋常。
所有的預測都具有不確定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們都是基於過去所作的一些推斷。因此，第七章探讨我們的分析可能存在的問題，特別是與有關中國的數據的預測可能存在的問題。本章認為，對中國所作的預測是謹慎恰當的。對於主導關系的預測沒有要求中國複制其在過去30年間的成就——他們假定，如果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話，中國的增長速度在接下來的20年中會放緩至每年6%（以美元計算的話低於7%），與近些年相比，這一速度放緩了大約40%。在考察那些與中國達到同樣水平，即達到美國在戰後經濟全盛時期生活水平的四分之一的國家是如何應對這一情況的基礎上，本章作出了一個歷史比較。這一比較顯示，很多國家在過去已經做了我們所預測的中國在未來會做的事情。值得註意的是，許多國家同樣陷入和遭遇了較長時期的衰退。但是，如果中國是屬於後一種類型而不是前一種類型的國家的話，中國在很多方面都將會不如人意。
第八章和第九章則描繪了與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開展經濟合作的意義。這裡的一大問題就是，“二戰”後，美國留下了一個開放的、建立在規則基礎之上的貿易和金融系統，而這個系統在中國取得經濟主導之後還能夠生存下來嗎？
作為一個擁有主導權的國家，中國——就像美國主導時期的美國一樣——將日益不受局外人的影響，特別是在一些重要的問題，如匯率、氣候變化以及技術保護主義等方面。而這幾乎就要成為現實了。在很大程度上，自身的利益將統領一切。
追求自身利益本身不需要通過削弱現有的體系來實現。舉個例子來說，中國獨有的一些特點，特別是中國是歷史上最開放的超級大國之一這一事實，將讓中國在維持現行的貿易和金融體系方面也承擔一份風險。“二戰”後，美國對開放體系所作的承諾與經濟的關聯較少，因為它本身就不是一個很開放的經濟體，而這種承諾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戰略考慮：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將會促進其他地方的繁榮，特別是其在歐洲的盟友和日本的繁榮；這樣的經濟體系在鞏固美國的主導地位的同時，也能減少另一次全球性戰争爆發的可能。中國在市場開放中所承擔的風險是實實在在的，因為將發展成果惠及其國民——中國政府合法性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市場的持續開放。
貿易對中國的繼續前進具有重要意義，中國也可能通過將人民幣國際化而從重商主義中退出，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處於該體系中的重要國家間合作論壇，其效率也不高。這一切都使中國和其他大規模經濟體之間的合作和摩擦會更多的與貿易，而不是與宏觀經濟問題相關。反過來，這也會使世界貿易組織，而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為中國和這些經濟體之間開展合作的中心和重要論壇。
本文摘自《未來20年，中國怎麼樣，美國又如何？》
中國經濟，到底在世界上的哪個位置？真正了解中國經濟，一定要從世界看中國。
在這本激起國内外經濟領域争辯的書中，作者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做出了史無前例的大預測。他極其準確地預測到，2030年，以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將占世界GDP的近1/4，而美國只占12％；2030年，中國的貿易額將會是美國的兩倍；中國的人均GDP在2015年將達到1.7萬美元；中國主導地位在未來20年間會很明顯，能與處於帝國時期的英國或二戰後的美國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