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的威力
讓一個國家的貨幣成為世界儲備貨幣，即讓該國貨幣在世界範圍内被接受、有所需求、貿易和交易，能夠授予這個國家權力和聲望。例如，在最近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中，美國，或美聯儲為歐洲以及幾個新興市場國家提供了價值達6 000億美元的反週期流動資金。部分憑借著其儲備貨幣的地位，美聯儲能夠運用其資產負債表來幫助世界。這是一種被授予的聲望，如果美國願意的話，它本可以利用這一權力的源泉的。
美國當然也會利用其儲備貨幣的地位來達到經濟和非經濟的目標。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至少有兩個。
第一個例子與20世紀80年代巴拿馬的經歷有關。巴拿馬是一個完全使用美元的國家。1988年，在曼紐爾R26;諾列加將軍被指控腐敗和進行毒品交易之後，美國凍結了巴拿馬在美國銀行的資產，並禁止向巴拿馬的所有支付和美元轉匯。巴拿馬經濟受制於嚴重的流動性短缺，通貨流通被禁止，生產也縮水了近20%。用一位前美國駐巴拿馬大使的話來說，這些行動給巴拿馬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傷害，甚至比“海盜亨利R26;摩根1671年洗劫巴拿馬城”還要嚴重。這些制裁遠遠不能推翻諾列加的獨裁統治，但是通過擁有儲備貨幣而向其他國家施加痛苦這一事實已經非常明顯了。
利用貨幣主導來達到其他經濟目標的另外一個有趣但鮮為人知的例子，要追溯到前卡斯特羅時代的古巴。在這個例子中，貨幣主導地位被用來提升一個國家金融業的利益。關於這點，安德魯斯的話值得引用：
在這期間，加勒比海盆地的許多國家都感到了美國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同它們一樣，在20世紀前20年間，古巴的國内貨幣體系變得越來越美元化。1920~1921年的金融危機來襲時，古巴的銀行倒閉了，因為它們沒有渠道獲得美國中央銀行——古巴的最後貸款人——的貸款。因此，在古巴的銀行體系中，美國銀行很快就占據了主導地位。通過這種方法，美國僅僅憑借著“非決策”——即不給古巴銀行提供最後貸款人的支持——就對古巴的金融系統施加了重要的影響。有趣的是，在危機過後，美國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在古巴成立了一個機構，來發揮最後貸款人的作用（在1923~1926年間，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也這樣做過）。
換句話說，通過不採取任何行動，儲備貨幣為美國銀行創造了競争優勢；而通過接下來的有意的行動，這些銀行的利益得到了鞏固。
奧卡姆剃刀原理
為了做到簡單和透明，在所列的六個經濟主導的潛在決定因素中，即在整體資源、軍事實力、財政實力、貿易、外部融資和貨幣中，這份研究只保留了其中的三個，即整體資源或稱國内生產總值，以及貿易和金融。將其他幾個因素剔除的原因如下。
財政實力，即政府動用資源來取得主導地位的能力；軍事實力，即政府為了某一特定目標而動用資源的能力，這一實力主要源於整體財富和資源的可用性。即使經濟實力不允許，一些國家依然會在軍事上花費巨大開支（例如1950年後的蘇聯）。但是，就像俄羅斯的經歷最終表明的一樣，這一矛盾最後會進行自我修正。換句話說，軍事實力雖然重要，但是可能不會是經濟主導地位的一個獨立的或是附加的（附加於財富或國内生產總值的積聚）決定因素。
有數據支持這個結論。我們從1880年到2010年間挑選了一些年份，在這些年份中，在經濟上占主導地位的國家軍費開支的數據顯示，財富的積累和軍事實力之間的相關性很高。特別是從長期來看，主要國家占世界國内生產總值的份額與它們占世界軍費開支的份額之間的相關度達到了0.7。
財富、貿易和國外融資之間的相關度很低，這說明它們都有各自獨立的來源和特殊的驅動因素。相比之下，軍事實力在很大程度上由整體財富衍生而來。就軍費開支超出一個典型國家的軍費開支而言，在蘇聯解體之前的很長時期内的蘇聯和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一些歐洲國家的這種相關度為異常值。就軍費開支低於一個典型國家的軍費開支而言，日本，以及最近一段時期的歐洲則為異常值。
之所以忽略軍事實力這一因素，一個更為實際的原因是它本身很難預測。軍費開支是政府要作出的重要政策選擇。而預測政府的未來行為是一種困難和不好處理的嘗試。
那麼，把財政實力作為經濟主導的一個因素又會如何呢？首先，政府赤字和債務與經濟主導地位之間的相關性尚不清楚。圖2?2所示的是歷史上一些主要經濟大國的政府債務（占國内生產總值的份額）。17世紀中期以後，英帝國地位的鞏固及對其權力的運用，與其不斷上升的赤字和債務有一定關系。英國在拿破侖戰争中戰勝法國並非偶然，也不是因為英國能夠通過提高稅收來為戰争提供資金支持，而是英國成功地通過債券融資來維持逆差。相比之下，法國稅收較高而赤字水平較低，但是這“並沒有反映出任何財政上的優勢，反而呈現出了?些不足”。因此，出現赤字並不是具有弱點的表現，而是具有優勢的表現。同樣的，美國為了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出現了巨額的赤字，這種現象反映了，甚至導致了經濟主導而非衰退。相反，“二戰”後英國的衰落與其財政出現盈餘和債務的減少有關。
其次，或者更根本的是，政府財政實力是整體經濟實力的一個方面，而後者是否能夠轉化為前者與經濟的關系並不是很大，與政治和歷史卻頗有淵源。主要的問題在於，國内的社會契約是否足夠強大和可信，能夠使國家為實現國内目標和抵抗外部抑制而進行課稅和開支。因此，在這些因素中，財政實力是可以被經濟實力所取代的。
最後，不把財政實力作為經濟主導地位的決定因素還有一個更為實際的原因。主導是相對的，因此人們需要使用在國家間具有可比性的一些衡量標準。但是，估測國家的相對財政實力並非易事。人們能夠留意政府的負債（占國内生產總值的份額），但是要在國家間進行比較就顯得困難重重。例如，不同國家的債務承受力不盡相同，這主要取決於國家履行義務的歷史、國家是以本國貨幣還是以外國貨幣借債，以及這些國家各自的增長潛力如何等。圖2?2表明，主導國家在一些時期的負債比其他國家要多（例如，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80年代後的美國），這就使得在國家間進行比較很困難。
一個國家的儲備貨幣地位應該歸到整體經濟主導的衡量標準中去嗎？答案是不。原因有兩個。一個國家的貨幣成為儲備貨幣，這可以作為這個國家獲得力量的源泉和工具，但是如第三章中所講，它同時也會給這個國家帶來脆弱性。使自己的貨幣成為儲備貨幣，充其量只是主導地位的一個不甚明朗的來源。更為重要的是，擁有儲備貨幣在更大程度上只能說是一個類決定因素，而不是基本的決定因素。如第三章中所要講的一樣，儲備貨幣地位本身是一種結果，由國内生產總值、貿易和外部融資實力決定。而這三個變量是用來建立經濟主導地位的一個簡化指數的。
本文摘自《未來20年，中國怎麼樣，美國又如何？》
中國經濟，到底在世界上的哪個位置？真正了解中國經濟，一定要從世界看中國。
在這本激起國内外經濟領域争辯的書中，作者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做出了史無前例的大預測。他極其準確地預測到，2030年，以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將占世界GDP的近1/4，而美國只占12％；2030年，中國的貿易額將會是美國的兩倍；中國的人均GDP在2015年將達到1.7萬美元；中國主導地位在未來20年間會很明顯，能與處於帝國時期的英國或二戰後的美國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