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而易見，全球體系擴張所帶來的廣闊市場空間，也為這些投資找到了一個外部傾銷之地。這就解釋了中國極其不合理的經濟結構為何可以持續如此之長。以一種教科書式的思維，許多人將中國的超級出口能力簡單歸結為勞動力的充裕。實際上，勞動力因素只是中國投資秘密的一部分，甚至是並不重要的那一部分。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是中國各級政府壓低成本的能力。正是依賴於這種特殊的政府禀賦，中國的高投資不僅生存下來，並且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鼓勵和強化。這才是中國高投資的真實故事。
作為政府推動經濟增長最便捷的工具，高投資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中國核心利益集團的利益最大化。這不僅可以最快地實現GDP的高增長，也可以讓稅收最大化，還可以讓掌管這些投資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然而，一如我們所揭示的，這種投資的背後，是一種利益的輸送和轉移。這種投資越大，從全民福利中被偷走的就越大。投資率越高，那些承擔這種成本轉移的被剝奪者就越是相對貧困，其消費就越是低。在這裡，高投資率和低消費率變得如此難以分離，以至於它根本就是一回事。
在高投資率與低消費率這個問題上，高投資率無疑是一個更為主動的變量。政府不能抓著消費者的手去花錢，但卻可以直接制造投資的繁榮。也因為這個緣故，調整中國嚴重畸形的經濟結構，首先就是要降低投資率。提消費，不如降投資。然而，降低投資率顯然直接沖撞中國核心利益集團的利益。從邏輯上說，掌握遊戲規則制定權的人是很難自我改革的。然而，物極必反，一種東西最強大的時候，往往也是最脆弱的時候。泡沫如此，中國的高投資同樣如此。中國扭曲的經濟結構之中已然積累了巨大的自毀力量。
就我們看到的而言，如下幾個趨勢將決定中國的高投資泡沫會在不遠的未來迅速破裂。首先，全球體系擴張的停滞甚至萎縮，將在需求端遏制中國的高投資循環。其次，也是最為重要的，政府對投資成本的操縱能力已經大大下降。這將在成本端切斷中國的高投資路徑。其背後原因在於，在經過30年的高度壓抑，已經退無可退之後，中國社會已經迅疾蘇醒。社會與政府、市場之間的反向運動已經開始。這種被波蘭尼稱為“社會反向運動”的歷史趨勢表現在經濟上，則意味著各種成本的上升，以及對以前各種被轉移成本的補償。我們可以看到，以前那種轉移成本的老竅門已經不再靈驗了。無論是在環保、勞動力價格、土地掠奪，還是在公共福利上，政府與市場的單向擴張都已經遇到了激烈的抵制。中國社會已經不再是政府和企業予取予奪然後悄悄轉移成本的垃圾場。投資成本的長期上升趨勢已經異常明顯（在這個意義上，通脹將是長期的，有時候甚至是猛烈的，通脹從來都不只是單純的貨幣現象，它從來也是一個社會現象）。
本文摘自《大拐點》
冷戰之後，經濟高速增長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在這個意義上，並沒有所謂中國奇迹。
中國的政府及企業之所以能夠有亮麗的報表，乃是因為那些本應該是由他們負擔的大量成本從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損益表中被悄悄挪走，並轉移到了那些無法被統計到的匿名的社會之中。換言之，中國政府及企業成本被社會化了。這也是中國模式最為關鍵的秘密所在。在這個模式中，經濟增長是以中國社會的極度抑制和脆弱作為代價的。
冷戰之後美元體系在全球的迅猛擴張正在接近終點。所以，全球經濟的中長期低迷，將可能是我們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石就坍塌了關鍵一角。
無論從全球市場體系的視角看，還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内部邏輯看，中低速增長都是中國能夠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國經濟正在步入一個中長期的大型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