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園區在發展過程中與矽谷最大的區別是，台灣當局一直發揮了重要作用。新竹園區產業的崛起，得益於台灣有關方面有意識地通過產業研究以及制定一系列政策來推進產業發展。如推行進口稅減免和企業所得稅減免政策；採取有關部門出資建設、只租不售的園區土地管理模式；有關部門參股與貸款並舉的財政金融手段；人才吸引與人才培養並重的人才利用機制等等。但最值得我們關註的措施是在新竹園區發展早期，在民間風險投資力量還不成熟的情況下，主要採用主管部門的資金先期投入，進而引入民間資本投入，等發展到一定階段，則採取將企業出售給民間資本的方式退出直接經營。主管部門引導但不與民争利，是這一政策措施的核心。
新竹園區通過吸引矽谷的華人創業者和投資人回歸，帶來了矽谷先進的創新創業模式。新竹園區從矽谷獲得的技術入股的概念，是新竹科學園能夠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家族企業盛行的台灣地區，原本是沒有技術入股的概念的。但新竹園區通過對矽谷模式的移植，使得創業者、技術人員有其股，極大地激勵了新竹園區的高新產業的創業活動。在實踐當中，這些創業者的控股比例甚至高於當時矽谷的某些風投項目。這使得新竹園區的企業有著與台灣地區傳統商業圈完全不同的文化。最重要的是，新竹園區的創業者和企業管理人員在國際產業上具有很強的人脈，從而能夠參與國際產業分工和競争。
台灣地區在吸引矽谷等地華人創業者的過程中，逐漸重視玉山協會等矽谷華人社團的作用。玉山協會是1990年矽谷華人創辦的非盈利組織，完全由矽谷華人社團自發組織。隨著協會的擴張，也建立起了矽谷和新竹園區之間的天然鍊接，這種創業+兩地鍊接的模式為台灣地區帶來了大批的創業者和企業家。
矽谷的集成電路產業模塊化、分佈式的產業結構是新經濟產業組織模式的創新，使得產業可以在全世界佈局，台灣地區抓住了這一機遇，成為以制造業為基礎承接產業轉移的重要範式。
台灣地區獲得這一產業機會的主要手段就是通過代工生產(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OEM)，這使得新竹園區獲得了直接對接矽谷模塊經濟的接口。20世紀80年代，台積電、聯電等集成電路公司採用芯片代工模式，可以生產他人設計的芯片，更使得半導體制造環節脫離了系統和半導體設計，並與最後的組裝測試松綁，開始獲得矽谷的代工訂單。接下來是一系列價值鍊的細分，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專門做晶片設計、提供知識產權模塊的獨立供應商，以及專攻制程(工藝)研發的供應商，為半導體代工廠商提供服務。這一系列產業模式的發展和變化，給了台灣地區以充足的機遇獲得來自矽谷的產業和市場轉移。價值鍊細分的同時，產業分工的不斷細化帶來了技術細分，為專業廠商，尤其是技術型小企業的出現奠定了市場基礎。在市場多變及技術不確定的環境裡，這種模式享有極大的競争優勢。2000年，新竹園區已經是矽谷以外全球最大的、最強的專業半導體設計中心，有超過130家公司，包括威盛、矽統和聯發科等成熟企業。台灣地區的半導體封裝公司，也同樣成為市場領導者，占有全球30%以上的市場。2010年，新竹工業園共有企業449家，企業總營收11869.05億新台幣(約合300多億美元)。
本文摘自《矽谷中關村人脈網絡》
本書講述了矽谷與中關村之間大量跨區域創業的故事；描述了華人在矽谷發展中的作用；探索了矽谷與新竹、班加羅爾和中關村之間的區域輻射模式；揭示了創新創業集聚區崛起的訣竅是與矽谷建立人脈網絡。
作為中關村發展的親歷者、研究者，作者從近百次對創業者、投資者、企業家的深入訪談，結合20餘年來對中關村的把脈中，找到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