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節：金磚四國的誕生(3)

　　1988年，我進入瑞士銀行，在固定收益市場和股票市場部門工作。不到一年，我開始主管瑞士銀行的全球研究組織。在這個過程中，我對股票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認識到，研究部門的主管工作，除了要管人，還要出些有意思的法子，供內外溝通交流。我週圍有幾個歐洲大陸的同事，他們似乎對歐洲貨幣聯盟（EMU）這一概念非常感興趣。可能是在他們的影響下，我開始思考債券市場的增長潛力，好為歐洲共同體服務。歐洲共同體是歐盟的舊稱。

　　當時，統一貨幣的思想大體上仍然處於規劃階段，沒有落到實處。不過我相信，統一過程勢不可當，歐洲各國債券市場遲早要適應新的現實。實際上，從1981年起，用這種尚未採用的通用貨幣來計值的債券是可以購買到的。現在的歐元在當時被稱為歐洲貨幣單位（ECU）。1990年，我建立模型來跟蹤ECU債券的交易情況。雖然模型極為簡單，但卻有助於瑞士銀行在債券市場上建立可靠的品牌形象。

　　歐洲貨幣聯盟這段研究經歷是非常好的學習過程，它教我學會了關註大局。早在海豐銀行供職的時候，我就已經充分了解了歐洲各大貨幣的情況。我認識的很多交易員都只專注於某幾種貨幣的交易，如日圓對里拉的交易。意大利貨幣波動頻繁，這就意味著總有很多掙錢和虧錢的機會。很多交易員常因錯失良機而落淚。歐元登場後，外匯交易界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世界各地，尋找新的機遇。

　　說來也巧，1990年是我建立ECU債券模型的一年，也是我初次到中國的一年。從那以後，我每年至少要到中國來一次。我最早接觸的是中國銀行的外匯儲備管理人員（其中有些人還成了我的好朋友）。我當初沒有料到，那些早年的拜訪為我提出金磚四國的概念做了準備，進而決定了我日後的職業生涯。

　　20世紀90年代初，認為美元必須走弱的經濟師越來越多，我也秉持這一觀點。我預測，美元對日圓將會出現大幅度下跌。我認為，美元不貶值，美國就無法解決國際收支平衡問題。實踐證明，我是正確的。而我對美元/日圓的這種判斷，很可能就是我在投資銀行界和對沖基金界名氣大增的原因。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以股東身份加入高盛公司，這里匯集了各大銀行的頂級經濟師。為了證明自己的價值，一到高盛，我就到處尋找點子。

　　我開始期待著經常到中國拜訪。我每次來中國，都能看到變化。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更是讓我對中國刮目相看。危機中，亞洲多國貨幣價值暴跌。我認為，雖然亞洲很多國家的過度借貸是那次危機的核心原因，但同樣重要的原因還有1995年中期日圓由強轉弱，特別是當日本將需要下大力氣從資產泡沫破裂中恢復過來，利率將保持較低水平的訊息開始明朗以後，日圓在1996年、1997年兩年大幅走弱。對於亞洲很多其他國家而言，由於它們的貨幣與美元挂鈎，日圓走弱就成了非常嚴重的問題。1973～1997年，日圓對美元從400日圓上漲到80日圓，亞洲很可能認為，日圓將永遠上漲下去。當日圓從1995年中期開始走弱，就暴露了所有借入大量美元的亞洲國家和公司。在日圓走強時，這些國家和公司的債務是可以控制的，甚至還可以縮減，因為它們可以向日本出口商品，用獲得的日圓來償還美元債務；一旦日圓走弱，用現金分期支付美元債務及其利息的成本就開始上升。另外，隨著美元對日圓上漲，這些國家出口商品的價格開始上漲，日本投資者對這些國家的興趣隨之下降。亞洲貨幣從泰铢開始出現暴跌。

本文摘自《高盛眼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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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定義世界增長版圖：高盛眼中的世界 十年前，高盛的吉姆奧尼爾做出了驚人的預測：美國、英國、日本等七國集團將不再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等新興力量將超過西方最大的經濟強國。金磚四國的概念應運而生。這一概念比其他經濟思想更有力、更準確地定義了21世紀。金磚四國在過去十年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增長，全部已跨入世界經濟前列。這個概念引發了經濟社會變革，創造了新的政治格局，改變了商界領袖、政府機構和決策層的思維方式。然而未來究竟怎樣發展？金磚四國能否繼續保持無與倫比的增長速度？還有哪些國家將促使經濟力量進一步往南、往東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