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租性通脹才是中國通貨膨脹的首因。

　　除了需求拉升型通貨膨脹和成本推動型的輸入性通脹外，筆者認為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是“地租性”通脹。

　　確切地說，中國的地租級差化是從改革開放之後開始的，而進入加速階段則是從1997年住房制度改革開始的。地租級差化的過程本身就是造成通貨膨脹的因素。中國用十幾年的時間要完成發達國家幾百年才完成的過程。在中國地租級差化的過程中，包含著兩個重大轉變，其一是從無地租到有地租，其次是平等地租向級差地租轉變，這兩個因素都大大推高了通脹。

　　中國本身就面臨著地租級差化的問題，而中國近年的房地產泡沫化就是放大了這一因素。中國GDP七八年才翻一番，而近年的中國房價從1997年改革以來，已經翻了十翻左右，這對通貨膨脹將是多大的沖擊力。當然房價的上漲與地租（含商業地租和房租）的上漲並非同步，中國也一直存在著房價上漲與房租上漲的偏離，主要表現為房價上漲快，房租上漲慢，但正是這種偏離為日後房租的報復性上漲預留了空間。要麼降房價，要麼漲租金，如果房價在短期內將不下來，那麼租金必然會漲上去，這將是繼續推高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

　　在經典的通貨膨脹理論中，並沒有地租性通脹的概念，因為發達國家的城市化進程非常慢，並且他們也沒有經歷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階段，一般情況下，地租性通脹不會成為西方發達國家通脹膨脹的主要根源。其實現在的經濟學教材中也都沒有了地租這一章。而中國的情況正好完全相反，地租級差是中國通脹的主要原因。沒有學者再從地租的角度來分析通貨膨脹。而這是中國的主要問題所在，我們必須重新提出“地租性通脹”這個概念，才能抓住問題的根本。

　　第二是中國的勞動力結構變化所致。1954年，劉易斯發表了他的成名作《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經濟由兩類性質不同的部門即傳統經濟部門和現代經濟部門構成。這就是所謂的二元經濟結構，或者說發展中國家存在二元經濟結構特徵。以中國而論，所謂傳統經濟部門就是存在了幾千年的小農經濟系統，所謂現代經濟部門就是現代工商業經濟系統。只要傳統經濟部門還存在剩餘勞動力即勞動力無限供給，現代經濟部門就能夠以“生計工資”即僅能維持生存水平的勞動成本雇佣工人，而且，“生計工資”將一起維持到剩餘勞動力吸收完畢的時點上。而這個時間點也就是學術界所說的“劉易斯拐點”。當前中國就處於這樣的拐點上。中國的農民工已經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體，而僅僅生計工資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而近期彌漫全國的工資上漲也是這個大背景所致。這將是一個推動通貨膨脹的關鍵因素。

　　第三是勞動生產率提高導致的人工成本提高，

　　中國人工成本提高除了上面的劉易斯拐點的因素，還有就是勞動生產率的因素，一個國家的勞動成本歸根結底是由勞動生產率決定的，因為一個工人的工資最終取決於他所在單位時間內創造的勞動價值，創造的價值越高，工資越高，創造的價值越低，工資越低，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比發展中國家高，因此發達國家的工人工資也高。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也提高的非常快，特別是劉易斯拐點之後，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更快，因此中國的工人工資將實現非常大的飛躍式升高。這畢竟推動產品價格的上升，

　　通過分析我們發現，當前中國的通貨膨脹具有深刻的時代大背景，比如資產價格上漲以及勞動力價格上漲都是中國經濟發展從量變到質變的必經階段。可以預見中國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將存在長期性的高通貨膨脹，而這種通貨膨脹可以說是不可治理的。就像火山、地震一樣，看似來得很突然，實際上都是自然能量多年累積，達到一定程度必然爆發的規律性結果。

　　而對於中國這種由經濟結構發生質變而導致的通貨膨脹不能單單從貨幣政策上做文章，而只有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者在單位時間內創造的勞動價值，從而真正意義上提高勞動者收入。讓勞動者收入跑贏通貨膨脹，這才是正道。無疑當前政府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其實西方國家在處理上個世紀的滞漲時也是通過採用“供給學派”的方法，鼓勵企業更新設備提高勞動生產率，才得以成功，而這個方法同樣適用於當前的中國。

　　

本文摘自《中國未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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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部戰略主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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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開本書，你能了解到中國經濟的波雲詭谲、能看清楚學術爭論表象下的利益博弈，能感受到大國競爭的暗戰諜影，作者相信，聪明的讀者一定能正確的判斷出中國的走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