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忠臣之蘇轼：讓你的行動作你的政治

　　【在一個組織的平日運行里，總有一些寧肯自己受氣卻誠心誠意說明大家、維護大局的人。他們的理想和能力，不僅僅只配做一個老好人；假如跟著某一派勢力卷到一起他們一早會出人頭地，甚至僅憑個人名望和才幹，還是各派勢力的爭奪對象。但他們總是站出來提一些各派勢力都無暇理會的、其實挺有用的建議。】

說起忠臣，一般人都想起屈原，想起安史之亂中為抵抗叛軍犧牲的顔杲卿、顔真卿兄弟（註1）和張巡（註2），想起文天祥，想起袁崇煥，其實這些人作為個人，都是道德高尚、恪盡職守的人，但卻又都是在領導力走下坡路的時候挺身而出卻未能挽回局面的人。他們的出現，是古代政治叫人想起來就內心悲涼的一個現象。

我記得兒時在北京十三陵尋訪思陵的情形：那是在李自成農民起義大軍攻入紫禁城時上吊自殺的崇祯皇帝被下葬的地方，原是他所宠愛的田貴妃的墓，因而距離其他正式皇陵都較遠。也不是什麼正經的陵墓。尤其我去那時，一片蕭條，僅有幾棵鬆樹和兩塊石碑而已。其中一塊銘刻著紫禁城里唯一一個與皇帝一起赴死的人，“烈士”太監王承恩的事迹。

看著碑上的“烈士”字眼兒，未免覺得一陣惡心。倒不是出於對王太監之死的鄙夷，而是想到那麼多的明朝人，為了主持公道，創造文化，批評弊政，保衛國家而被殺被砍，直到朝代的終結而不能得到當權者起碼的尊重和承認。他們又何嘗不是忠臣？他們在治國安邦上可發揮的作用，又何嘗比不過一個太監？

人們對一個組織的忠誠為什麼一定非要等到與它一道結束生命而達到自我實現的最完美境界？人的生命固然可惜；他們的自我選擇固然也值得尊重。但假如一個社會的忠誠觀僅是如此，甚至把衆多人平日里的貢獻都橫加排斥，拒不承認，那麼明朝的終結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偌大的中央政府，情願為最高領導人殉死者竟然僅有一人。

於是又想到，在一個組織的平日運行里，總有一些寧肯自己受氣卻誠心誠意說明大家、維護大局的人。他們的理想和能力，不僅僅只配做一個老好人；假如跟著某一派勢力卷到一起他們一早會出人頭地，甚至僅憑個人名望和才幹，還是各派勢力的爭奪對象。但他們總是站出來提一些各派勢力都無暇理會的、其實挺有用的建議。

四川人蘇轼自嘲“平生文字為吾累”，卻每次都選擇了“最累”的方式，去按照自己認定的公道去做官。他32歲上因主張政策變革不要太猛而遭到排斥，後因文字獄（或許宋朝僅有的一個文字獄案件）蹲過大牢。48歲因舊黨上台而升官回朝，但又因提出政策回歸不宜太猛，在52歲上再當“下放幹部”，快60歲時還被流放到海南山區，死前一年才得赦免。

現代人或許鬧不明白，這麼一個懷有“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的功名心的人，怎麼會自甘一輩子連著兩次故意“站錯隊”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全都耽誤了？有人說文人就是這樣。那麼王安石、司馬光又豈非文人？別忘了，彼時士大夫人生價值的定義並非做一文人而已。蘇東坡從小由母親教《漢書》，20歲出頭舉進士，就被歐陽修斷定是國家未來的宰相。在他有限的行政生涯中，凡是得到略施拳腳的機會，不論是在徐州還是杭州，他都創造了傳為佳話的業績。

又有人說是意氣使然。但意氣也有不同。朱熹、陸九淵的意氣之爭爭在學術，王安石、司馬光的意氣之爭爭在國策。蘇東坡要的是什麼？他明顯爭的不是學術，而是政治上的東西，但不是王安石、司馬光所代表的那種過火政治。他感激別人憐愛他“一肚子不合時宜”，也完全知道為什麼自己不合時宜。那是因為無論新黨、舊黨，誰當政，誰就把他斥責為不可救藥的自由化分子加以排斥、打擊。在前途黯淡、事業低迷的日子里，他也不是沒有動過“乘風歸去”的念頭，但“江山如此不歸山”，他畢竟又不忍罷手——還是要堅持他“不合時宜”的政治主張，堅持公開批評那種使士大夫階層陷入分裂和內鬥，使宋朝政治喪盡元氣的一邊倒政治——其實兩種一邊倒都是道德高調掩蓋下的相當卑劣的“極左”。

沒錯，若論事迹，與那些推翻一系列政策、頒佈一系列政策（而後又被後來者推翻）的政壇人士相比，蘇東坡不算是政治家，因為他被剥奪了機會。但是，鑒於北宋中期開始在綿延不已的黨爭中不斷改革，不斷失敗，直至不敢改革，彻底失敗的政治軌迹，它的領導核心其實最需要的一個角色，難道不正是能出以公心，超越朋黨，兼顧各方意見和利益的大調和者和大整合者嗎？啟用像蘇東坡這樣的有才幹但不以圈子歸屬論是非的人難道不是對政治發展上最健康的一招嗎？

蘇東坡死時，吳越民衆“相與哭於市”。這樣的歷史記載，讓人想起現代人推崇的面對公司政治的一種態度，那就是“讓你的行動作你的政治”（Let your action be your politics）。蘇東坡難道僅僅是個文人藝術家嗎？他的一生難道不是一種行為政治嗎？他?道不是宋朝的忠臣嗎？

現代企業里也充滿了朋黨之爭，學名公司政治，中國員工也稱“路線鬥爭”。

有人為這種爭鬥正名，說它就像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要遵循的就是一幫上台，另一幫下台的遊戲規則——天經地義，沒什麼好看不慣的。有人甚至給自己插上“海龜”或“土鼈”的標簽，以充當派別打手為樂。還有些企業領導人，也情不自禁樂於居高臨下地看著公司里幾股勢力爭來鬥去，以為它們的相互對罵、相互削弱中可以說明他鞏固地位，維持平衡。倘若蘇東坡再世為企業提供咨詢服務的話，他一定會說這是一股亡國之風，因為作為北宋的“過來人”，老先生在心靈和皮肉上的感受都曾苦不堪言。

當時蘇東坡最瞧不上的，就是那批在熙寧變法中跻身政壇的“新進勇銳之人”。無論古今中外，小知識分子中那種喋喋不休且自說自話的爭吵，既不能為社會提供新知識，開啟新的思路，甚至也不具最基本的交流道德，根本不是正常定義的辯論。正如北宋歷史證明，這種爭吵的結局，只不過是說明一批欺世盜名者實現對公共論壇的壟斷，以及在這種輿論壟斷的支援下實現對行政權力的挾持和利用。回顧這一過程，言論偏頗之人或不足以定為奸臣，但主張公道之人被稱為“忠規谠論，挺挺大節”（註3）應不是過譽。

蘇東坡沒有活到北宋的潰敗，但人們或可感覺到他對自己身處的政治將給歷史留下怎樣的傷痕早有預料。他是一個聪明人，骨子里又很自信，從自己蒙受的挫折和屈辱中，不可能對其未來無所想見。類似“百年興廢更堪哀，懸知草莽化池台”；“紛紛爭奪醉夢里，豈信荊棘埋銅駝”的詩句，讓人越讀越像是在暗示一個幫派打手橫行於世的朝代的必然結局。

至少，像“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生”（註4）那樣的無休止的爭鬥只會把一個組織的器量越鬥越小。宋朝疆域本來狹窄，政壇人士的心胸卻更狹窄，結果心胸越狹窄，疆域也就越狹窄。對這一點，南宋的辛棄疾與北宋的蘇東坡可謂心有靈犀：

雪堂遷客，不得文章力。賦寫曹劉興廢，千古事，泯陳迹。

望中矶岸赤，直下江濤白。半夜一聲長嘯，悲天地，為予窄。

（《霜天曉角R26;赤壁》）

此處的“雪堂遷客”，說的正是蘇東坡。

蘇東坡與辛棄疾是兩宋批判文學的旗幟。

他們也都是大忠臣。

註1：顔杲（gǎo）卿（692~756 年），顔真卿（709~785 年）。顔氏兄弟為唐朝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安史之亂時，顔杲卿守常山（河北正定縣西南），任太守，而顔真卿守平原（山東陵縣），亦是太守。顔氏兄弟擎起讨伐叛軍大旗，十七郡響應，使安祿山不敢攻潼關。天寶十五年（756 年），安祿山叛軍圍攻常山，抓到顔杲卿之子顔季明，逼顔杲卿投降，他不肯屈服，季明被殺。不久城破，顔杲卿亦被殺。

顔真卿後來的命運也同樣悲壯，德宗興元元年（784 年），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叛亂，奸相盧杞欲借李希烈之手加害顔真卿，派其前往招撫，後被李希烈缢死。顔真卿還是書法家，與歐陽詢、柳公權、趙孟畈⒊啤翱樗拇蠹搖薄Ⅻbr/>
註2： 張巡（709~757 年），蒲州河東（今山西永濟）人，唐朝安史之亂期間著名將領。安史之亂中，張巡以區區兩縣幾千兵力，苦守雍丘、睢陽兩座孤城近兩年，城破被俘，英勇就義。

註3：《宋史》的評論。谠（dǎng）論，意為正直之言。

註4：白居易，《對酒五首》。此首後兩句是“隨富隨貧且歡樂，不開口笑是痴人”。

本文摘自《歷史是個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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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是個商學院》從中國歷史中選取關鍵階段、著名事件、重要人物，作為案例進行剖析，旁徵博引西方管理學、經濟學、營銷學等著作中精華觀點，絕大部分為作者從原著中翻譯而來，力求信達雅；又融匯了大量中國古代詩文中的經典內容，既體現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湛見解，又與現代工商管理思想相通，還可以增進企業家、管理者的人文修養。
　　在此基础上，作者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提出了中國社會三大組織原型並論述其對現代組織的影響及啟示，闡述了管理上要註重“仁”的價值，戰略上要善於經營不敗，領導力建設上要超越個人局限，人力資源管理上要培養忠誠，用人上要提防“馬仔政治”，品牌打造上要從傳統中找尋“寄託”等諸多觀點。
　　本書的著眼點，不在於講歷史故事。作者認為，近乎捕風捉影地講故事，更適宜茶餘飯後消遣。而對於企業家、管理者來說，讀史就是要從華夏民族共同的經驗中汲取寶貴的智慧和教訓，從而獲得有助於解決現實問題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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