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軍靠什麼贏得天下：人的因素， “仁”的因素
【作為漢軍的對立面，楚軍活埋俘虜，火燒城市，趕走師爺，輕視盟友，甚至還廢黜了自己曾擁立的君主，政治上遠不如對手註重信譽。在兩相比較時，說楚方“不修仁政枉談兵”應是沒有誇大其詞。】
管理學者說，在面臨不確定因素時，假如任何組織不能以“人的因素第一”，提不出被絕大多數成員認同的一個目標，就無法進行動員，也根本談不上什麼領導力。在春秋戰國（毫無疑問是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雖有那麼多的思想流派，有的比儒家更早，有的組織更嚴密，有的學問更玄妙，但畢竟儒家倡導的“仁”的觀念，也就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公共價值，最終贏得了最廣泛的認同。很多非儒家的著作，從雜家、道家、兵家到齊法家，都接受了這個儒家話語。
所以可以說（其實這是賈誼的意思），雖然從形式上徵服六國的是秦國，從思想上統一天下的，卻是“仁”的價值。否則秦的權力崩潰不會那麼急速，漢的取而代之也不會那麼成功。
其實，用不著等到董仲舒到漢武帝的年代再呼籲“獨尊儒術”，從戰國後期流傳下來的文獻來看，除了幾個歸屬秦國的法家人士，仁的問題（這是儒家的精髓）早已是古典政治學的一個基本共識。從實踐上說更是如此。漢朝的建立，從一開始就比較註意“人的因素”，特別是在組建班子、爭取民心上下工夫：
張良接受的政治學教育（《黃石公三略》不僅僅是“兵法”），遠遠勝過秦法家崇尚強力和迎合君主的狹隘見識。
以平等心態網羅人才，任用大量不屬於草創階段小圈子的專業人士，而不是僅僅依靠一幫打手、喽啰爭奪地盤。
陸賈的不能馬上治天下說，雖然劉邦聽起來不舒服，但畢竟也接受了。況且陸賈同時也聲明，他對“詩”、“書”的理解，就是“文武並用，長久之術”。
佔領鹹陽後，張良、樊哙等對劉邦提出的不要當“富家翁”的勸告，以及漢軍頒佈的包括自我約束內容的“約法三章”，表明了在社會管理上的寬容和效率。
作為漢軍的對立面，楚軍活埋俘虜，火燒城市，趕走師爺，輕視盟友，甚至還廢黜了自己曾擁立的君主，政治上遠不如對手註重信譽。在兩相比較時，說楚方“不修仁政枉談兵”應是沒有誇大其詞。唐人的評價，還有更不給面子的：
阿房宮盡客誰來？可惜連雲萬戶開。
秦地起為千載業，楚兵焚作一場灰。
應知長者名終在，只是人生意不回。
何事暴成還暴廢，祖龍須死項須摧。（張祜《經鹹陽城》）
宋人也說：
項羽天資自不仁，那堪亞父作謀臣。
鴻門若遂樽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錢舜選《項羽》）
這是說楚軍僅以強力拼搶，即使當政，其政策導向恐與秦朝無異。而漢軍的作為，雖未直接評價，言下之意卻已仁義得多。當然，歷史細節人們怎樣理解，自可長期爭論下去。但倘若現代人仍覺得司馬遷可信的話，他已明文記載，秦地的人民，對漢軍的政策感召，回應是頗積極的，甚至“唯恐沛公（劉邦）不為秦王”。相比之下，倒是後來的儒，當它的說教被抽空了實踐中的“人的因素”，越發地淪為“繁文缛禮”的同義詞了。
或許也可看出，“仁”與“不仁”之間的界限，恐怕不像一道鴻溝那樣明顯；往往稍有不同就讓員工感到價值取向上的巨大差別，正反都是如此。中外資企業之間的人才競爭，在工資標準日漸趨同的今天，誰占上風？誰得先機？很大程度上取決的是企業能為員工個人發展做到些什麼。
僅以在華國際企業為例，效益好的，為員工制訂個人事業發展計劃的有之，建員工住房、為員工安排內部貸款的有之，辦員工子女幼兒園、學校的也有之。相比之下，某些企業（內外資都有），卻明顯留不住人，也不寄希望於積累人才，幾年以後它們將怎樣維持？讓人擔心。
《歷史是個商學院》從中國歷史中選取關鍵階段、著名事件、重要人物，作為案例進行剖析，旁徵博引西方管理學、經濟學、營銷學等著作中精華觀點，絕大部分為作者從原著中翻譯而來，力求信達雅；又融匯了大量中國古代詩文中的經典內容，既體現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湛見解，又與現代工商管理思想相通，還可以增進企業家、管理者的人文修養。
在此基础上，作者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提出了中國社會三大組織原型並論述其對現代組織的影響及啟示，闡述了管理上要註重“仁”的價值，戰略上要善於經營不敗，領導力建設上要超越個人局限，人力資源管理上要培養忠誠，用人上要提防“馬仔政治”，品牌打造上要從傳統中找尋“寄託”等諸多觀點。
本書的著眼點，不在於講歷史故事。作者認為，近乎捕風捉影地講故事，更適宜茶餘飯後消遣。而對於企業家、管理者來說，讀史就是要從華夏民族共同的經驗中汲取寶貴的智慧和教訓，從而獲得有助於解決現實問題的啟示。
本書除了推出了實體書，還同時在蘋App Store(蘋果應用商店)上架，給讀者提供數字化時代非凡的閱讀體驗。
本書上市後不久，韓國知名的21世紀出版社就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與本書出版商“中南博集天卷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達成了引進意向，不久的將來即會在韓國推出韓文版。
管理學者說，在面臨不確定因素時，假如任何組織不能以“人的因素第一”，提不出被絕大多數成員認同的一個目標，就無法進行動員，也根本談不上什麼領導力。在春秋戰國（毫無疑問是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雖有那麼多的思想流派，有的比儒家更早，有的組織更嚴密，有的學問更玄妙，但畢竟儒家倡導的“仁”的觀念，也就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公共價值，最終贏得了最廣泛的認同。很多非儒家的著作，從雜家、道家、兵家到齊法家，都接受了這個儒家話語。
所以可以說（其實這是賈誼的意思），雖然從形式上徵服六國的是秦國，從思想上統一天下的，卻是“仁”的價值。否則秦的權力崩潰不會那麼急速，漢的取而代之也不會那麼成功。
其實，用不著等到董仲舒到漢武帝的年代再呼籲“獨尊儒術”，從戰國後期流傳下來的文獻來看，除了幾個歸屬秦國的法家人士，仁的問題（這是儒家的精髓）早已是古典政治學的一個基本共識。從實踐上說更是如此。漢朝的建立，從一開始就比較註意“人的因素”，特別是在組建班子、爭取民心上下工夫：
張良接受的政治學教育（《黃石公三略》不僅僅是“兵法”），遠遠勝過秦法家崇尚強力和迎合君主的狹隘見識。
以平等心態網羅人才，任用大量不屬於草創階段小圈子的專業人士，而不是僅僅依靠一幫打手、喽啰爭奪地盤。
陸賈的不能馬上治天下說，雖然劉邦聽起來不舒服，但畢竟也接受了。況且陸賈同時也聲明，他對“詩”、“書”的理解，就是“文武並用，長久之術”。
佔領鹹陽後，張良、樊哙等對劉邦提出的不要當“富家翁”的勸告，以及漢軍頒佈的包括自我約束內容的“約法三章”，表明了在社會管理上的寬容和效率。
作為漢軍的對立面，楚軍活埋俘虜，火燒城市，趕走師爺，輕視盟友，甚至還廢黜了自己曾擁立的君主，政治上遠不如對手註重信譽。在兩相比較時，說楚方“不修仁政枉談兵”應是沒有誇大其詞。唐人的評價，還有更不給面子的：
阿房宮盡客誰來？可惜連雲萬戶開。
秦地起為千載業，楚兵焚作一場灰。
應知長者名終在，只是人生意不回。
何事暴成還暴廢，祖龍須死項須摧。（張祜《經鹹陽城》）
宋人也說：
項羽天資自不仁，那堪亞父作謀臣。
鴻門若遂樽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錢舜選《項羽》）
這是說楚軍僅以強力拼搶，即使當政，其政策導向恐與秦朝無異。而漢軍的作為，雖未直接評價，言下之意卻已仁義得多。當然，歷史細節人們怎樣理解，自可長期爭論下去。但倘若現代人仍覺得司馬遷可信的話，他已明文記載，秦地的人民，對漢軍的政策感召，回應是頗積極的，甚至“唯恐沛公（劉邦）不為秦王”。相比之下，倒是後來的儒，當它的說教被抽空了實踐中的“人的因素”，越發地淪為“繁文缛禮”的同義詞了。
或許也可看出，“仁”與“不仁”之間的界限，恐怕不像一道鴻溝那樣明顯；往往稍有不同就讓員工感到價值取向上的巨大差別，正反都是如此。中外資企業之間的人才競爭，在工資標準日漸趨同的今天，誰占上風？誰得先機？很大程度上取決的是企業能為員工個人發展做到些什麼。
僅以在華國際企業為例，效益好的，為員工制訂個人事業發展計劃的有之，建員工住房、為員工安排內部貸款的有之，辦員工子女幼兒園、學校的也有之。相比之下，某些企業（內外資都有），卻明顯留不住人，也不寄希望於積累人才，幾年以後它們將怎樣維持？讓人擔心。
本文摘自《歷史是個商學院》
《歷史是個商學院》從中國歷史中選取關鍵階段、著名事件、重要人物，作為案例進行剖析，旁徵博引西方管理學、經濟學、營銷學等著作中精華觀點，絕大部分為作者從原著中翻譯而來，力求信達雅；又融匯了大量中國古代詩文中的經典內容，既體現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湛見解，又與現代工商管理思想相通，還可以增進企業家、管理者的人文修養。在此基础上，作者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提出了中國社會三大組織原型並論述其對現代組織的影響及啟示，闡述了管理上要註重“仁”的價值，戰略上要善於經營不敗，領導力建設上要超越個人局限，人力資源管理上要培養忠誠，用人上要提防“馬仔政治”，品牌打造上要從傳統中找尋“寄託”等諸多觀點。
本書的著眼點，不在於講歷史故事。作者認為，近乎捕風捉影地講故事，更適宜茶餘飯後消遣。而對於企業家、管理者來說，讀史就是要從華夏民族共同的經驗中汲取寶貴的智慧和教訓，從而獲得有助於解決現實問題的啟示。
本書除了推出了實體書，還同時在蘋App Store(蘋果應用商店)上架，給讀者提供數字化時代非凡的閱讀體驗。
本書上市後不久，韓國知名的21世紀出版社就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與本書出版商“中南博集天卷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達成了引進意向，不久的將來即會在韓國推出韓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