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大鐘

　　歐洲人的這種定型比大多數人要形成的早，而且更堅定。他們在近代史上發起了三次有力的擴張進程——領土的，人口的，還有一次經濟的。領土的進程將他們的統治區域，或者說至少是影響區域，擴大到了世界最偏遠的角落；人口的進程引起了鏈式反應，將世界人口在1800年到2005年的250年內，從9億增加到了90億，翻了10倍；經濟的進程通過工業化和資本主義，使得經濟活動發展到了至今為止無法想像的規模。

會有特定的看法和行為方式與這些進程相符合。只有在物質財富世界中的生活才是值得生活的，否則將被視為“悲惨的，野蠻的，短暫的”(29)。個人經濟上的成就要解釋為被上帝選中，是未來靈魂得救的標志(30)。那時對於歐洲人來說，需要的是超越和國民教育，但毫不遜色的需要是將國民變成個人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的附屬。整個世界就是個原材料的來源和銷售市場，他們將這種觀點作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在這種物質和精神的環境中，歐洲人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增多的欲望得到了發展，但是這種欲望在20世紀與國家特權重疊到了一起，每個時代的實際特徵來自於國家而不是經濟，所以直到20世紀中期都沒有人想到去為了經濟利益而自我犧牲。但是“為了祖國而死，”或者以其他方式援助祖國，“是幸福而光榮的”(31)。國家這樣作出號召，而且人們去響應這一號召也不需要其他理由。將自己與“親愛的祖國”(32)連在一起，盡可能地與祖國合為一體，對很多人來說就是生命的意義。德國人的這種觀點與法國人、英國人或者其他任何一個歐洲民族都相同。在今天我們幾乎不能理解：僅在20世紀上半葉歐洲人民就以祖國的名義對自己進行了兩次致命的窒息攻擊。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為此畫上了句號，因為不僅帶有納粹烙印的德意志帝國滅亡了，而且整個被納粹思想影響了的歐洲也滅亡了。東部大陸成為蘇聯的轄地，西部大陸上，英國在大不列颠帝國的損失之後尋求著新的角色，法國和意大利經歷著一個又一個政府危機，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一段時間內還沉浸在獨裁的驚吓中，唯獨德國不必克服這些挑戰，只要聽話就行。

盡管如此，這種愛國主義沒有消失，它一直存在到今天，但和之前宗教時期和之後的軍事時期相似，它不能再決定人們的世界觀和生活觀了，因此一戰之後極為失敗的事情現在成功了：形成了聯合的歐洲。那些之前還狂熱地堅持國家主權的愛國主義國家，進入了一個跨國的更大整體：即現在的歐盟。

什麼樣的新典範能夠或應該替代對人們——無論好壞——有著長時間影響的愛國主義呢？這個問題在所有歐洲國家以不同的尖銳程度提了出來，在東部地區，它由蘇聯有限的社會主義救世說被泛泛地回答：社會主義結構和國際社會主義——更準確地說：超國家社會主義——的穩定性應該填補愛國主義空白。相應地這在西方不能加以應用，西方人盡管把自由和民主放在了用於與社會主義對比的天平上，但相比之下，在西方這些只適用於一定條件下意識形態的拔高。

由此經濟的大鐘敲響了，它終於從宗教、軍事以及國家的歷史陰影中走了出來，成了新的典範，它是西方國家對那些之前的失敗和愛國主義的失敗給出的回答。從這時起，它對人們及其世界觀和生活觀產生了影響，產生的結果是：無條件地聚焦於經濟增長、物質財富增加和社會福利享受。隨著愛國主義的瓦解，對物質利益的密切關註上升為最新的意義賦予者，以後應該這樣說：消費主義好過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由此經濟——就像之前的宗教或民族——成為了不可抗拒的天命(33)。

這特別適用於比其他國家在愛國主義時期遭受了更多失敗的德國，不僅是德國人摒棄了愛國主義，愛國主義也反對了德國人。美國人一躍成為世界強國，蘇聯人忙著吞並自己國家和人民的戰利品，英國人忙著緬懷昔日的大不列颠帝國，法國人夢想著再一次成為大國，而德國人被打敗了，在世界人民眼里既渺小又醜陋，他們無事可做，只能去清除自己的垃圾堆。

因此西德人心懷憤怒地在二戰之後重建自己的國家，這不僅是必需要做的，也是沒有任何選擇餘地的。像所有的民族那樣，德國人也希望能夠有一些引以為榮的事情，他們自豪的來源和某種程度上生活的意義就是經濟的成功，由此他們向世界表明，他們還存在，他們沒有完全消亡。也許這也能解釋直到當代對“德國馬克”這一自我稱謂符號持久的感情聯繫(34) 。

這種非經濟的，由精神和堅韌起到的作用，對歐洲二戰後的第一個10年的——尤其是德國——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增多是不容忽視的。物質財富的增多不僅用於滿足物質需求，也是對毀掉了的民族的一種補償，因此可以私下將德國憲法(35)規定的“社會聯邦國家”轉化成為聯邦的社會福利國家，可以僅僅根據有關經濟的藍圖——煤炭、鋼鐵、原子能的歐洲聯盟，歐洲經濟共同體，歐洲經濟貨幣共同體——就形成西歐聯盟，盡管其中不乏警告的呼聲(36)。

如果今天大部分德國人宣稱，沒有增長德國就不能撑下來，沒有增長就什麼都不是，而同時又聲明，他們自己並沒有追求增長，或者即使擁有得比現在少些也是滿意的，那這種前後矛盾就是一種遲來的回聲，它源於對一個時代典範變更的深刻體會。現在後輩也像祖輩那樣問自己：“如果沒有增長，經濟沒有繁榮，那我們還有什麼？”盡管我們不是非要更多的物質財富不可，但制造著它們，看著我們的國家能夠跟上世界強國，成為世界出口第一：這就給了我們精神支援和自我肯定。這就是德國和歐洲需要的：精神支援和自我肯定。

　　

本文摘自《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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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長成為了我們社會的宗教。很多人視其為富裕、個人幸福以及功能健全國家的前提。但如果沒有增長會發生什麼？為了我們能擁有充實的生活，什麼能夠或者應該來取代增長？對這一迫切的問題，曼恩哈特R26;米格爾，德國最負盛名的社會學家之一，給出了發人深省的回答。
　　西方社會從二戰時期開始經歷增長的時代，這一史無前例的時代現在結束了，米格爾將這視為挑戰與機遇並存。因為這一增長早就不再使我們的富裕增多，而是在消耗著富裕，它使自然資源、環境以及人類的負擔加重。現在迫切需要的是更加明智地對待地球資源，註重環境和自然，但首先我們自身對可能性和需求的理解要進行彻底的改變，這主要是指一種在未來有能力生活的概念。
　　米格爾做出了精彩的時代診斷，並對我們需要去做的事情給出了有說服力的構思。這是一本為人指明道路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