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節：辛亥炮火打開市場之門(3)

　　此時環顧上海灘，旗昌洋行大樓早已被輪船招商局收購占有；怡和洋行雖將總部設在上海，但早已沒有當年控制中國金融的雄風；太古洋行雖在控制長江流域龐大的驳運業務，但是其視線已逐漸轉向南洋和澳大利亞。昔日依靠英格蘭東印度公司崛起的洋行，今日逐漸衰落。後來居上的匯豐銀行，擊敗外資洋行，控制中國錢莊，長期掌控中國金融體系。而民國以後，中國金融體系的主宰者即將易主，這次的主人是中國人！

　　此時環視世界，34個國家和地區15億人被卷進一場空前的世界大戰中。整個歐洲幾乎淪為亂戰中，生靈塗炭，哀鴻遍野，災難深重與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遭受的侵略戰爭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將這次戰爭定性為“一場非正義的、帝國主義爭霸性質的掠奪戰爭”，這場歷時四年的掠奪戰爭卻為中國民族企業的發展騰出了時間和空間。

　　歐洲列強陷入戰爭泥潭，無暇東顧，大部分在華外資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減少，業務市場甚至萎縮。中國民族企業乘機把19世紀被“不平等條約”所剥奪了的一部分市場奪回。

　　與陷入戰爭的歐洲相比，中國贏得了相對平穩的經濟環境，民族企業的興起，金融市場利好，大量現代商業銀行開設，僅在1918和1919年就開設了96家。更重要的是，先前主要流向外資企業的金融資本，開始大量提供給民營企業，民營企業獲得前所未有的資本血液。陳光甫抓住了這次市場機會，積極向民營企業放貸，助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快速發展。

　　值得註意的是，之前被匯豐銀行控制的錢莊獲得了生機，到1920年上海有71家錢莊，比戰前的1913年多了40家；1920年錢莊所控制的資本為770 萬元，是戰前的五倍。

　　1914-1918年這5年中，新設企業539家，創設資本達11934萬元。戰後與戰前相比，紡紗廠每支紗的利潤增加了70%，而錢莊的利潤增加了74%；一些最重要的公司的利潤增加了20倍，有些甚至50倍；紅利達到30-40%，有時甚至90%。

　　與大戰期間相比，戰後重建時期各國所需物質才真正刺激中國貿易增長，民族企業對外出口業務猛增。費正清在《劍橋中華民國史》中統計：“對外貿易直至1917年的中等程度的增長之後，其價值又由1918年的10.4 億兩增至1923年的16.7億兩”。1919年上海的出口值較前一年提高了30%。出口增長推動了中國貿易的平衡，1919年的逆差不超過1600萬兩。

　　在歐洲陷入戰亂無暇侵略中國的時候，我們看到了民族企業強大的自生力。同樣遠離戰場的日本乘機加速滲透中國，於是積怨已久的中國人舉國之力與同日本發動“商戰”。

本文摘自《公司的力量(中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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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視同名紀錄片：公司的力量(中國篇) 西方的堅船利炮叩開中國的大門，千年中華遭遇歷史的拐點，“公司”成為沒落王朝眼中的救命稻草。追求自由市場是公司的天性,當“漢陽造”的子彈打出辛亥革命的第一槍，公司在悄然而有力地推進社會的文明進步！沧海橫流，國民政府騎著高頭大馬從戰場上歸來，公司遭遇國家機器的大收編，然而無所不能國家主義不過是紙老虎，國民政府最終經濟失敗中破產，堅強的公司正在默默诠釋公司與政治的內在邏輯！在意識形態控制一切的時代，沒有公司，沒有市場，當然沒有國家的富強。濒臨崩潰的中國經濟重新呼喚公司。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不得不反思，政府在公司面前究竟應該如何自處？民營企業撕開計劃的鐵幕，中國社會迎來轉機。久違的公司回來了，神州大地瞬間煥發出勃勃生機。公司一次又一次拯救國家，它在昭示自己隐而不露的偉力！國家的复興初步實現，野蠻生長的公司顯露其暴虐的另一面，缺乏正確價值觀的轄制，公司制造了一大堆麻煩。何時能給這匹野馬套上缰繩，也決定了何時實現真正的大國崛起！